仰望星空，勤于思考 ——卢秋田大使谈哲学对外交工作的影响 (卢大使专访下篇）
作为中国前驻德国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卢秋田的外交生涯从风车之国到千堡之境，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畔，最后回归祖国大地，纵横半个世纪，极富传奇励志色彩。第二期《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大使面对面》有幸采访到这位睿智谦和的大使。在采访的上篇《从黄浦江到莱茵河——卢秋田大使谈中德、中欧外交生涯思考》、中篇《与世界对话需要“中国深度、世界广度、人文高度”——卢秋田大使谈中国对外交流》中，卢大使畅谈了他卢大使畅谈了他对于自己中德、中欧外交工作的思考，对驻在国的认识，以及对于对外交流的见解。本文为专访下篇，卢大使作为一个曾经梦想着成为“哲学家”的外交官，这份对哲学的浓厚兴趣给他的职业生涯和生活中带来了哪些助益呢？在行走世界中遇到的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和最有趣的事又分别是什么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智者渠自知
卢大使喜爱哲学，他的最初理想并不是做一名外交官,而是做一位哲学家。卢大使说，他对哲学的兴趣，起源于少年时代的好奇心，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好奇。那些孩提时自然生发的疑问，实际上也是对生命和宇宙的一种终极提问。后来无论是在高中入党以后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在外交学院上哲学课，在中央党校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在工作中不断的思考，哲学已然成为卢大使生命的一部分。
概括起来，卢大使觉得哲学对于他的外交工作和对人生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两点。第一点，对事情的判断、对事物的观察、思考必须要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
哲学告诉我们，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所以一定要全面地来看。既要看到现象，更要看到本质，还要和别的事物的联系。我们观察现在的国际形势也一样，既要戴一副平光镜来看清楚当前的现实，也必须要戴一副历史规律发展的望远镜。现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中东、伊朗、叙利亚、乌克兰、中美贸易战，问题此起彼伏。但在变化中，我们也要看到四个不变的趋势：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这“四化”从历史规律来说，有曲折，但会继续前进。 另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亚太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世界最充满活力的地区。我们既要看现象，也要看本质，既要看现状，也要看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叫做全面。
第二点，辩证看问题。前人给了我们一个词叫“危机”，危中有机，机中有危。挑战和机遇是共生的，挑战里可能有机遇，机遇里也有挑战。这对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最好的情况是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最坏的则是把机遇变成挑战。辨证地看问题，是要看到事物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应对挑战，要靠三种力量：一是定力，战略定力。二是实力。三是凝聚力，这是说我们要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只要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我们就可以应对外部所有的挑战。关于机遇，我们过去有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现在则要说，机遇是偏爱既有眼光又有准备的人。抓住机遇有三种力量：一是洞察力，要洞察到机遇出现在什么地方。二是组织力，组织力就是平台，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必须要有平台，把各种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三是执行力，能够把事情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说明关于机遇与挑战，要看到事物的转化，这就是辨证地来看。
最后是发展来看。哲学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要时刻看到事物的变化、人的变化。
哲学的第二个大的影响，是对自己心态的平衡非常重要。对宇宙、对生命和历史，看得比较透，心态就会平衡。卢大使常说，一个人的健康，其实是心态的平衡和内心的强大最重要。他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外交官心理素质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外交官应具备的四种能力：第一是适应能力，适应欧洲、非洲各种工作环境。第二是承受能力。因为工作中肯定会有各种压力，要有承受能力。第三是平衡能力，理智与感情的平衡。因为外交官不能情绪化，必须要实现理智与感情的平衡。第四是反应能力，即面对各种问题的反应能力。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平衡能力和反应能力，是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四种心理素质。学哲学能让人对人生、对宇宙、对历史看得比较透。但要注意，看透不代表看破，“透”和“破”这一点很重要，看破红尘就会陷入消极。
最后，哲学可能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思考和追求。我们都需要每天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进行思考，与内心对话，不要整天忙于琐碎的事物。这对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还有对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哲学”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文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 ，即 “爱智慧”。有很多哲学终极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思考本身、追求智慧的过程，会使人心胸开阔，变得包容、宽容，平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从而不会过于情绪化。
外交的底气来自国家的实力
卢大使与我们分享了一件外交工作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驻荷兰期间。当时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为此中方前后交涉了将近半年，卢秋田参加了交涉的全过程。在交涉的后期，有一天晚上，荷兰领导人来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对我们说：你们说我们干涉中国内政，出售潜艇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样吧，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个贸易的长单，相当于潜艇的价格。10亿美元。他还说：你看中国大陆和荷兰的贸易，不到1千万美元。可是台湾和我们的贸易已经有几个亿了。我们和他讲：希望你看到，中国有十亿人口，广阔的市场，发展的潜力很大。
这位荷兰领导人回答说：“荷兰有一句俗语：十鸟在飞，不如一鸟在手。中国确实有广阔的市场、巨大的潜力，可是我们现在抓不住。但是荷兰现在能抓住一个十亿美元两艘潜艇的大单，可以使我们在荷兰鹿特丹的造船厂解决三年的开工和大量就业。”我们说，这不是贸易问题，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但这位荷兰领导人的话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国家要强大，要有力量。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欧洲景点介绍，除了德文和法文，亚洲的文字里只有日文和韩文，没有中文。时至今日，我们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靠近，情况大为改观。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愤然拒签协约国擅自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协定，正是由于弱国无外交。所以切记，外交的底气来自国内的实力。外交官讲话的分量，最主要还是国家作为后盾。外交学有一句经典的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事业的开展必须要依靠强大的祖国。
荷兰“两艘潜艇”事件也部分造成了荷兰在中国外交史上独一无二的“三上三下”现象，从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从大使馆又降格为代办处，后来又升为大使馆。卢大使的这一故事告诉我们，在外交场合，不仅有政治、外交博弈，也有国家实力的考量。
驻外趣事
在本次采访的最后，卢大使与我们分享了他在外交生涯中最感到有意思的一件事。任驻卢森堡大使期间，有一次使馆举办一个电影招待会。作为浙江绍兴人，卢大使挑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进行放映。担心嘉宾们看不懂，就在请帖中附上了梁祝故事的梗概，并在电影放映前简单介绍了故事情节。
在电影后的酒会环节，卢大使问客人们：“这个电影大家看懂了吗？好看吗？”一个卢森堡人回答：“看懂了。但是我们觉得很累。”卢大使又问第二、三个人，没想到连着好几个人，都说累。卢大使问：”这个故事和一般的电影长度相近，为什么你们感到累呢？”客人说：“大使，不是时间问题，是情节使我们感到很累。十八里相送，是九公里。祝英台跟梁山伯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没有说到关键。我们着急啊，为什么说“我爱你”这么难？我们以为讲完山上下来两头牛的情节可以讲两个人的事，或者讲完鸳鸯的比喻之后可以讲自己的感情。但为什么直到祝英台和梁山伯分手的时候，仍然不讲？到了最后，梁山伯没感觉到祝英台表达了爱情。他稀里糊涂的。所以我们感到很累。”这位卢森堡人继续说道：“《傲慢与偏见》里，达西与伊丽莎白不是这样的啊。《梁祝》电影梗概的最后一句说，梁祝悲剧是因为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可我们感到，这是祝英台不够透明造成的。”
卢大使说：“美好爱情是东西方文学作品共同的母体，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感情表达的方式会有差异。有人外露，有人含蓄，有人直接，也有人表达得间接。这是文化传统差异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而已。所以，我提议我们应该共同对文化差异讲两句话，那就是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卢森堡人终于响起满意的掌声。
与卢秋田大使对话，仿佛置身秋天的旷野中，天高云淡，思通八极。你能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爱国者“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胸怀，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不迫气度，作为一个爱哲学的前辈对世界永不停息的好奇、思考与热情。日耳曼民族的严谨和认真深深影响了他，而他也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中德、中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沟通、友好合作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以身许国岂邀名？留取丹心照汗青。卢大使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外交与人文思想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