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华主席：

        在政协我最大的感受是，政协就是协商民主，它的特点是“有事多商量，朋友多帮忙，讲话供参考，听多少算多少”。政协不是一锤定音，不是拍板布置，而是“七嘴八舌”，大家一起建言献策。政协的工作，不是由谁说了算，而是看谁说的对、说的在理。政协和人大的特点不同。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中，政协属于基本政治制度，人大属于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实行民主集中制，投票通过形成法律以后，是一锤定音了；政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尊重大多数，同时也不忘记少数。 

        因此政协就需要真知灼见。政协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老生常谈。而要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政协提案工作的“提”与“办”。提案提出和审查立案后，党政军相关政府部门要进行办理，办理以后要测评满意度，这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当时我兼任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每年能收到1000多件提案，五年中经手了5307件提案，采纳率在75%—80%之间，为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在政协最大的体会，是养成了要协商民主、要建言献策、要讲有分量的话的习惯。这个分量靠的是真知灼见，靠的是科学性和专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协是代表科技界、教育界等不同领域专业声音的精英团体。

王荣华主席：

        2004年7月，我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科院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社科院，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荟萃、成果丰厚、地位重要的科研机构。它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与一般的地方社科院有所不同。

        我刚到社科院时，社科院经过几十年的起伏，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现在看来非常有价值、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开创性的“智库”探索之路。我们根据国际经验，根据社科院的优势和不足，根据当时党和政府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观点。过去政府部门的决策主要依靠经验，但是到了信息时代，经验决策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科学决策。政府决策部门需要外脑，迫切需要有分量、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研究和方案，因此我们提出的智库定位也是应运而生。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起源较早，在智库建设方面有成熟经验，如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对于重大问题都会撰写报告，提出专业方案供决策部门参考。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社科院的优势是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综合能力比较强。它不像高校那样做的是纯粹学术研究，也不像政府研究室那样通常出一些短平快的方案。社科院有学科门类，又跟政府部门结合得比较密切，因此能够结合实际做出中长期的规划和方案。直到提出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明确定位，从“思想库智囊团”，到“智库立院”，上海社科院找到了其不可取代性，因而确立了存在价值和发展方向。 

        社科院智库定位的酝酿和讨论持续了两三年，过程中有交流也有交锋，最后达到交融，大家逐渐认同了这一定位。2007年，上海社科院发布了《关于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内最早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反映了社科院率先实现智库意识的觉醒和目标定位的明确。首先，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与别国所办智库的最大不同，因此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导向。其次，我们有800位研究人员、600名研究生，在国内地方智库中是最大的，我们如果做不到国内一流，没办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最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比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我们在国际上要做到“知名”。在这份文件中，我们也提出要努力把上海社科院建设为市委、市政府“用得上、信得过，靠得住”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是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社科院成立40年周年时提出的要求。我们还自我加压，提出了“想得起、离不开”的建设目标，不仅要达到党和政府对社科院的要求，也要形成不可替代性，打造社科院的独特优势和自主品牌。

        2008年我曾给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写过一封信。汇报了上海社科院智库实践和探索的过程、问题和思考。胡锦涛同志肯定了上海社科院的做法，表示社科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喜可贺。我们把这一肯定也看作是今后的努力方向，是一种“现在和未来进行时”。2007年，习近平同志找我去他的办公室作工作汇报。我以社科院为例，汇报了上海理论界意识形态和智库建设情况。习近平同志肯定了社科院要办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定位，认为智库建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肯定了上海社科院在其中的重要位置，认为这件事情很有做头，需要整合相关力量，把国家软实力提升上去。习近平同志在智库理论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叫做“把方向，看端倪，守阵地”。“看端倪”一言以蔽之，是指观察事物要有敏锐性，要见事早。“守阵地”则是要通过刊物、论坛等方面开展工作。两任总书记、最高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智库建设，认为这方面工作非常重要，这种关心和肯定是一种提倡，代表了智库工作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王荣华主席：

         围绕这一目标和定位，我们推出了一些自主品牌，形成了自己的“四梁八柱”。我们举办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大师云集的国家高端智库论坛，成立了全国首家智库研究中心，向全国和海外发布《中国智库报告》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智库建设的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世界中国学论坛”两年一届，目前已历七届。最初四届是我组织的。规模比较大，而且研究中国学的话语权在我们这里。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大家都愿意来参与讨论。纵观这五届的论坛，第一届主题是“和而不同”。当时世界上认为美国是“民主典范”，美国也热衷在全世界推广其民主模式。我们说世界是“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有多元视野。实际上，论坛作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第二届主题是“和平和谐”。当时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些国家指责我们谋求霸权。但中国历来的文化精髓是和平和谐，我们阐明了中国要建立的是和平和谐的社会，追求的是和平和谐的世界，无论是理念、制度、价值、传统，中国发展绝不会威胁世界，我们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这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第三届主题是“和衷共济”。当时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在缩小南北差距、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联合国会费等议题上负起责任。我们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也需要我们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第四届主题是“和合共生”，与前三届既一脉相承，又在内涵上递进升华，提倡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中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生。当时上海世博会和谐办会、合作办会，就是“和合共生”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和”字当头的几届论坛在中国学者与各界的努力下，吸引了很多中外学者，“中国学”越来越从“隐学”走向“显学”。从第五届起，“世界中国学论坛”超越传统汉学视野域，更加突出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市新闻办联合承办的中国六大对外高端学术平台之一。

        我们论坛的特点是主题好、中外高层次学者荟萃、不重复官方说法，学者用学术语言来共同探讨。有一年我们邀请未来学家《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参加论坛，经纪人跟我们提出要出场费两万五千欧元，而我们的会议经费一共才200万人民币。后来我们直接打电话邀请奈斯比特本人。他说，这样一个高端论坛向我发出邀请是我的荣幸，我也研究中国，能够在这个场合听到那么多专家意见，对我也是好事。于是他专程过来，免费为我们作专题演讲。德国劳工与经济部长、社会党副主席沃夫岗·克莱蒙特来参会并作演讲，也不要报酬。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和分量，很难吸引这样高层次的政要和学者亲自过来。近年来“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办到了国外，在美国、韩国、欧洲、拉美都举办了分论坛。吴建民大使生前也很支持“世界中国学论坛”，每一届都受邀来作主旨演讲，参加圆桌会议，专门主持国际问题板块，对论坛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很大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上海社科院和外交学院联合主办、由吴建民大使担任总协调员的的“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这是能把报告建议送到东亚首脑峰会的唯一单位。

王荣华主席：

        我把社科院的“智库立院”的实践总结为三句话：社科院的使命和责任，是繁荣发展先进文化、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社科院的任务和要求，是“把方向、出思路、出成果、出人才”；社科院的目标和追求，就是建立“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这与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脉相承的。

        谈到政协和社科院工作的关联和感受，可以说是“智库”把这两者连接起来的。社科院为政协的参政议政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撑，政协又为社科院提供了咨政建言的重要渠道。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上海社科院和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进中央建立了密切合作，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或学术研讨会；我们也与广西北海市、山东临沂市、甘肃兰州市合作，建立国情调研基地，同时帮助地方做一些发展战略方面的课题；也和复旦大学等上海高校以及外交学院等开展合作。这些都对上海社科院走出院门、走出国门、开门办院，全面推进智库建设和深化智库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