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库格”的新智库助力国家软实力提升——专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荣华（下）
2019年3月30日，由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和上海双平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企业公共外交”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吴建民公益基金会高级顾问、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荣华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引导发言。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在会前对王荣华副主席进行了专访。
采访原定半小时完成，但王主席的热情与耐心感染了我们，谈话长达两小时才结束。在专访中，王主席就自己在“大智库”与实体智库的工作经历、中国与欧美顶尖智库差距、公共外交教育等问题侃侃而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的思想课。以下是专访内容下篇：
王荣华副主席在“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企业公共外交”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
中国智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库”多“智”少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您曾说过：“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会影响到硬实力的走向……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只有硬力量而缺乏软力量的大国崛起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走到历史的反面。 ”目前我国智库数量庞大，但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尚无本土智库入围榜单30名以内。您觉得我们与欧美顶尖智库差距在哪里？
王荣华主席：
现在中国智库发展很快，可以说“智库的春天”或者“智库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中央很重视智库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许多报纸也有智库专栏。
中国智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库”多“智”少。近年来大量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智库数量第二大国。我们现在是智库大国，却还称不上智库强国。我们的短板是缺少高质量、高水平的智库，尤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智库。
当前智库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注重智库的内涵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决策需要，要防止三种不良倾向：
一防变成“神学院”。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但我们不能陷入教条主义，不能变成单纯的政策解释工具和他人意见的传声筒；
二防成为“翰林院”。我们不能让智库变成“奉命研究、奉命办院” ，唯领导意图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要紧紧围绕发展大局、社会经济重要问题，进行独立选题，独立研究。正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所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少谈。”当然，独立性不等于对立性；
三防变成“养老院”。我们不能把智库变成年龄大的干部的“安置所”。但另一方面，智库也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不吃青春饭，所以确实也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让学者的学术生命有一定的延长。
你提到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James G. McGann）组织开展的《全球智库报告》项目，这份报告从2007年开始每年一期，到现在已经12年。中国有七八家智库入选《全球智库报告》百强，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较大。上海社科院是第一个与这一项目建立交流合作机制的国内机构，合作的重点是借鉴这一评价方法，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估体系和指标。有两种声音，一种把这个排名看得很重，认为是国际权威；另一种认为这个榜单没有科学性。我们分析了这份报告的长处和不足。它采取主观评价的办法，通过邮件方式发放问卷，总共采集36个指标的数据，从智库提名、同行推荐、专家审阅等三个阶段优化评价。这个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也存在主观评价的问题。一些中国智库虽然有比较强的综合实力，但国际影响力不大，缺少外文报告，也是导致排名不高的原因之一。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立足中国国情，借鉴麦甘等人的方法，在国内首创并专门研制了中国智库的评价指标体系，简称“4+1”模式，即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成长能力。我们说“水涨船高”，“根深叶茂”，智库的“水”和“根”就是其学术水平，否则智库走不远，也提升不了高度。我们修改了麦甘教授的评价指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其原有评价的超越，目标是建立中国的智库评价指标和评估体系。迄今为止上海社科院已经出了六本《中国智库报告》，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开始上海社科院自身也参与排名评比，后来出于客观公正的考虑，就退出了评比。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评估起到对智库发展的正面导向作用。譬如我们在“智库成长能力”这方面设立了“活跃智库”的指标。有的智库几年都不活动，成了“僵尸智库”，我们通过活跃度指标的考察就起到了导向作用，对新型特色智库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智库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三个“跟不上”和三个“不适应”
王荣华主席：
现在智库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表现为三个“跟不上”和三个“不适应”。
三个“跟不上”：
一是智库发展视野跟不上。我们归纳总结性的研究多，政策阐述性的研究多，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少；
二是智库发展能力跟不上。我们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多，抢夺课题和话语权的多，深度和专业性研究少；
三是智库发展认知跟不上。智库现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机构贴牌、翻牌后都变成了智库。 使用方对智库提供的咨询意见和方案也有存在束之高阁的情况，有些地方主管部门还不是很重视，或者说不信任智库，对研究人员造成较大的压力。
三个“不适应”：
一是智库评价体系不适应。真正完善合理的中国智库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二是智库管理方式不适应。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缓慢，尚未找到真正适合智库的管理方法；
三是智库传播方式不适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来不及作出反应，难以开展深入分析，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要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领、社会服务，包括公共外交的功能。我们提出智库的问题是“库”多“智”少，就是要防止智库变成出产垃圾报告的造纸厂，成为“纸库”；也要防止智库为了商业利益,丧失公信力，为特殊利益集团发声,而成为敛财的“金库”。有的智库为一些单位信用等级排名，明明应该给某机构评C级，甚至不及格，但是最后却能评到B级甚至A级，完全违背了智库应有的操守。我们说国有国格，人有人格，“库”也有“库格”。智库的独立思考与坚守就是其“库格”，也就是健康的智库文化。只有建立了这一广泛共识，才能使智库拥有公信力，智库才有存在的价值。
开展公共外交教育要重视理念和做法
王荣华主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一大主题是“公共外交”。谈到公共外交，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两个人，一位是赵启正，另一位是吴建民。他们是国内公共外交领域的先辈、前驱和开拓者，是中国第一代明确提出“公共外交”的人，有多年的身体力行，也有著书立说，赵主任和吴大使还合著过一本《正见民声》。
吴大使曾给母校（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题字“爱祖国，爱人类”。爱祖国，是我们朴素的感情，每个人都有共鸣。但是要做到爱人类就不那么容易，这需要大爱之心。它是一种宽广博大的爱，是一种施与众人、不求回报的爱。这种爱不掺杂个人、团体等私人的感情，代表着人类精神上共同的意志。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这是作为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有的胸襟、胸怀和事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超越了国家、地域、民族、种族的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心。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做好“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难的可能是民心相通。党提出要培养青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时代，共同合作、共赢共享就是和平发展，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文化沟通。 吴大使讲过，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吴大使多年前也提出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今天我们的社会上有一种戾气，存在“喷子”现象。我认为是不是应该提倡遇事好好商量，应该理性平和地来讨论问题，正如吴大使倡导的那样，要做“谦虚、理性、淡定”的大国公民。
公共外交教育，我觉得要从学生和青年抓起。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全球问题能够独自处理，必须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青年一代一定要学会同世界沟通协商，消除他人的疑虑和误解，把世界的多样性与各国发展的差异性转化成为合作的活力和动力。现在我们国家每年有一亿四千万以上的出境旅游人次，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利用假期出境，产生巨量的影响。他人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往往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个人都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我们要宣传公共外交理念，让大家树立一种文化自觉。我举个例子，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受佛罗伦萨市政府之邀，参加了在意大利普拉托市举办的自闭症慈善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乐团在罗马机场准备乘坐飞机回国。没想到飞机突然延误，乘客们都烦躁不安。这时候乐团94岁的指挥家曹鹏老先生当场指挥乐团成员用随身乐器演奏交响乐《我的祖国》。现场演奏一下子把大家吸引过来，安静地倾听，恢复了平静。特别是在外的华人华侨，听到以后热泪盈眶。这就是一个带有公共教育意义的正能量的例子。教育先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就是国民素质的提高。
我们要在青年当中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的教育工作和活动。比如说外交学院开展的“模拟联合国大会”活动就很好，活动的优胜者有机会参加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的“走进联合国”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访学活动。非政府组织承担着“二轨外交”的功能，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像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像我们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这样的诸多NGO组织，在培养青年公共外交意识、提升青年对外交往能力方面确实可以有所作为。我现在担任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很希望有关公共外交的内容能够编入教材，促进青少年学生公共外交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使得这个目标不是停留在一句口号，而是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