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领域的先行者——专访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刘德斌
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100周年，国际关系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已经远远超出1919年的范畴，正在迎来“公共外交时代”的变革。3月30日，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和上海双平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企业公共外交”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我们对发言嘉宾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进行了专访。
刘德斌院长在“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企业公共外交”座谈会上发表演讲
在留学生的培养中领悟公共外交的重大意义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作为我国第一所公共外交学院，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在公共外交教育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特色呢？ 刘德斌院长：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敢于在十八大后不久就创立公共外交学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之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吉林大学就建立了公共外交学院。在任何大学，建立一个新学院，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已经酝酿了两年，准备了两年，十八大的召开，进一步坚定了吉林大学创建公共外交学院的决心，学院很快建立起来了。 我把吉大公共外交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总结为三点： 一是留学生培养方面的经验和积累。在创办公共外交学院之前，吉大国研所从2006年就开始招收国际关系专业的留学生，其中既有硕士生也有博士生，既有发达国家来的学生，也有发展中国家学生，由我们进行成批次的培养。多的时候一年招收70多个留学生，来自五十多个国家。虽然这些留学生学习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但其毕业论文选题大多与中国有关。在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些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其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与实际情况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偏差。在培养和教育方面，我们尽量做到有的放矢，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目的是增进留学生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留学生培养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公共外交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是对“公共外交时代”的理解和认识。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有很多，我们学院注重的是国际关系形态的变化。我是研究历史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和研究政治学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有所不同。政治学出身的学者擅长理论抽象，关注的焦点是国家行为体，而我们历史学出身的学者除了关注国家行为体本身， 也关注国家行为体以外的因素，比如部落、族群、宗教和教派等，而不是把一个国家看成铁板一块，国际关系也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两个或多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关系的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国际关系由原来主要是国家间、政府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地加入了社会间的互动。换句话说，政府以外的群体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原来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 ，实际上主要是Inter-state Relations（国家间关系）或Inter-government relations(政府间关系),而现在则越来越变成Inter-society Relations（社会间关系）, 一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大国的对外政策，不仅要考虑到本国的民意，还要争取他国人民的理解和认同，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国际地位、威望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进入到了“公共外交时代”。 三是构建了国际化的、以拓展跨文化交流与对话为目的的师资队伍。有了留学生的培养经验，我们在招收和培养中国学生方面就能够尽量做到有的放矢。我们中外学生混同培养，使得我们的学生在进入学院后，能够接触到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学生。同时我们建立起一支跨学科、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外籍教师比例达到四分之一，且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主动制造一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交流、碰撞的环境，一种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随时都可以进行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努力使公共外交学院成为中外学生学习、研究和实践跨文化交流的摇篮。许多毕业的留学生对这一点大加赞赏，把我们的公共外交学院叫做“Mini United Nations”（迷你联合国）。
数字时代的公共外交需注重隐官显民和资源综合运用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是否可以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哪些国家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刘德斌院长：
现在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甚至各国最高领导人，都要身体力行公共外交，努力和对象国政府以外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大众接触，从而表达自己的善意和对和平发展问题的关注。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潮流。
就其他国家塑造软实力和推进公共外交的做法而言，我认为我们的邻国韩国就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韩国虽然是一个中等强国，但是在协调和优化公共外交资源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韩流”文化已经成为韩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柱，韩国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非常积极主动。韩国国会颁布了《公共外交法》，专门设立了公共外交大使职位，并且把2010年确立为“公共外交元年”。此外韩国人公共外交划分为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以外的第三大外交领域，足以体现对公共外交领域的重视。我曾多次应邀参与韩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如大学和媒体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感觉到韩国各界在升华韩国形象，赢得他国了解、理解和认同方面都非常有积极性，也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作法。
我们的另一个邻邦印度，虽然社会阶层分化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也越来越关注公共外交。印度特别愿意强调其多元文化，他们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等多种信仰，同时也经常强调自己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和“英语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英语的普及程度是国际化程度的一个标志。印度人也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我曾经在莫斯科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听印度理工学院的一位副校长说，他认为20到30年后“印式英语”会成为世界上最标准的英语，因为使用的人最多。印度也在世界各地积极推广其瑜伽，印度宝莱坞的电影正在努力把印度文化与西方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精心的衔接起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日本的公共外交也很具有特色，属于政府主导，但更多动用民间力量，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它以流行文化为主打品牌，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提升日本软实力，譬如由日本外务省牵头设立的日本屋（Japan House），旨在培养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近年来，日本的“旅游外交”很有成效，不仅赚了大量游客的钱，而且也改善和提升了日本的国家形象。
俄罗斯目前处于转型期，经济上实力虽然不强，但是仍然能够在世界上纵横捭阖，发挥远远超出其经济实力的世界大国作用。概况起来，能够支撑住其大国地位的，一是其庞大的军事实力，二是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和外交手腕，三就是其精心塑造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拥抱东正教，利用东正教发挥凝聚民心、沟通国际社会的作用；开办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在有些议题上可以和美国电视台分庭抗礼；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得到总统的亲自支持，每届辩论的最后一天，普京都要亲自出场，回答专家们的问题，一回答就是三四个小时，成为“讲好俄罗斯故事”最重要国际平台；俄罗斯也经常把普京塑造成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作为国家领导人，普京也特别擅长通过其形象塑造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美国学者最早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并且形成了政府牵头，多元并举和市场驱动的机制优势。在全世界吸纳青年精英的美国高等教育和风行全世界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软实力的塑造和公共外交的拓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约瑟夫·奈曾对中国学者说，美国的软实力主要是两个H，Harvard（哈佛大学）和Hollywood（好莱坞）。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大家都比较了解，我就不多说了。
以上是一些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法。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对比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官民合作，隐官显民。中国公共外交的官方特色过于浓重，淡化了“公共外交”的色彩，有的时候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其他公共外交比较富有成效的国家往往是让民间团体唱主角，努力消除他国人民对“官方宣传”的“抵触”心理，效果会更好；
二是善于使用网络平台。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数据时代，网路平台、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公共外交在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
最后是公共外交的资源的综合运用。中国的软实力资源非常丰富，如何将其转化成公共外交的渠道和手段，是一门亟需深究的学问，也是需要精心策划的战略举措。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比其他国家应该更具体制优势。
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有助于优化公共外交、更好发挥软实力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非常重要，但又面临周期长、效果模糊等挑战。请问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公共外交效果评估体系？ 刘德斌院长： 迄今还没有完整综合的评估体系，但应该有。没有评估，就没有效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也是在公共外交领域投入相当人力和物力的国家，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将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协调、优化公共外交资源的组合，让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完整的评估体系应该包括专项评估，也包括综合评估；应该既有官方参与，也有民间的机构承担任务。我相信公共外交评估体系的建立将会大大促进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进步。
企业外交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点和前沿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最后，您最近比较关注的公共外交议题是什么？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思考？ 刘德斌院长： 我最近思考得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企业公共外交。当前的中国，不仅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而且就中国崛起的国家环境而言，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国的崛起也进入“深水区”。如何让世界接纳一个新的世界大国？走出去的企业与他国政府和社会都在“短兵相接”，成了赢得他国理解和信任的“排头兵”，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重中之重，企业公共外交或者说“企业外交”问题正在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前沿问题。 二是数据外交。大数据时代，国家形态，国际关系形态和外交形态都在发生戏剧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变化，数据外交，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开始。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占有优势地位，如何将其转化为外交（含公共外交）优势，已经引起我国一批青年学者的重视。我本人也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并和我的学术团队一起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 三是公共外交的“反作用”。我认为公共外交会有两个方面的“反作用”：首先是公共外交的“过犹不及”，公共外交也讲究“精准”，否则前功尽弃，这方面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第二个“反作用”是公共外交的推进过程会让我们“反省”自身：为了达到一个公共外交的目标，我们在那些方面应该改善和提升自己？我相信，中国公共外交的推进会让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加入到改善和提升中国国民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同时我们也会反思和追问：“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是现实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定位和现实角色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利于中国厘清历史和现实中很多矛盾的、不清楚的问题，特别是要从“被害者”的心态中摆脱出来，从而轻装前进，以一种更加昂扬的大国姿态挺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