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非洲的女大使——中国前驻贝宁、突尼斯大使李蓓芬谈中非关系
最近，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中非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发展，为落实去年北京峰会绘制的中非关系新蓝图、构建新时期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凝聚了力量。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的60余年中，中国前驻贝宁、突尼斯特命全权大使李蓓芬见证了中国与非洲多国的交往与合作。同时，作为在新闻司工作多年的干将、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来李大使在公共外交这一我国目前的新兴领域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入研究体会。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大使面对面》第四期有幸对话这位行走非洲的女大使。
突尼斯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北非地区落地的重要支点
“行走非洲的中国女大使”
从法国到吉布提，从担任中国驻贝宁大使到驻突尼斯大使，李大使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足迹深入欧洲和非洲，被誉为“行走非洲的中国女大使”。李大使对目前的非洲问题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在驻外期间她经历过的一件最触动人心的事、最有趣的事又是什么呢？
李大使在非洲共工作过七年多，对非洲感情深厚。李大使认为非洲不仅在政治上是我们可靠、可信赖的朋友，在经济上也是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伙伴。事实上自2009年起，中国一直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和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
现在有不少人对我国对非政策不太理解，认为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对非援助是否太多了。李大使表示，我国对非经济援助，迄今为止已走过三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那时对非援助是为了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也是为打破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开拓国际发展空间，以单向性、利他性为主，有时超过我们自身能力。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采取援助和合作两条腿走路，经济外交更加注重服务于企业走出去（李大使指出，2001年“走出去”战略已经正式写入了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的战略。现在进入第三阶段，除必要的经援外，对非合作从以政府为主向企业投资合作转型，从一般商品贸易往来向加工贸易、产能合作、技术转移推进，从传统承包向投资经营和金融合作升级。目前我国已有3700多家企业在非洲投资，人员过百万，各类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100亿美元，20多个工业产业园区正在建设中。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新常态，有九大产能过剩，调节结构成为客观需要，我们的优势产能和技术经验也非常符合非洲现阶段发展的迫切需求。因此在战略上，中非高度契合对接，现在是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李大使说，从某种意义上，不是非洲需要我们，而是我们更需要非洲。
也有人问：为什么在非洲，许多医院、大楼、公路、体育场等等都是中国援建的？李大使表示，实际上我国对非无偿援助的额度总量与西方相比很有限。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要将国民收入的0.7%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受相关框架制约，是在南南合作范畴内尽应尽的大国义务。西方援助与政治挂钩，用于所谓的良政和司法改造等，如搞项目，专家人工、设计费用和行政费用非常高，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援助款的70%从行政角度实际上又回到了他们自己手中。而我国的援助项目大多用于实实在在的民生领域，援外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工人都住在工棚，把每分钱都用在了项目本身，所以是用小钱办了很多显而易见有利于非洲人民的大事。
也有人对我国在去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为中非合作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表示不理解，认为我国现阶段应该把这些钱更多地用于改善国内民生。李大使指出，这可能是大家对于外汇储备的结构和机制不太清楚而引起的误解。我国的外汇储备并非用财政结余购买，其主要来源是企业贸易顺差，其次是外资投资。由于实行外汇管制，所以外资进入国内后无法直接流通，只能放在央行。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对外支付，如果直接在国内使用，需要二次结汇换成人民币，就重复增加了货币投放，将会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从而影响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因此央行只会把少部分外汇通过印发人民币的方式，冲抵进入国内市场，这也反映在对应的资产负债表上。必须明确，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财政资金，而是央行负债，因此不能用于改善国内民生。
李大使也指出，如果大家能够仔细解读600亿美元中非合作资金的构成，就可发现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只占50亿，绝大部分用于创建各类基金和贷款。李大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譬如我们平时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就成为我们的债务人，拿这些钱通过各类投资方式保值增值。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央行拿外汇一方面买一些稳定的、流动性较好的债券，比如美国国债；另一方面拿出一部分钱做长期投资，譬如建立基金和贷款，其中有很多合作基金与我国企业在非洲的工业园区挂钩，因此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入国外市场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说到在非洲经历过的动人、有趣的事，李大使提到她在2004－2008年担任中国驻贝宁特命全权大使期间，与两任总统接触过程中的两段经历。作为大使，必须非常重视做驻在国上层，特别是总统的工作。李大使到贝宁赴任时，时任总统是建立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马蒂厄·克雷库，对中国非常友好。2005年，中国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同西方大国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日本、德国等四国提出“四国方案”，要求增加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其中亚洲和非洲各获2个新增常任席位，西欧和拉美各获1个新增常任席位。日本、尼日利亚等国家都势在必得，特别是日本大幅度增加对非援助。对一个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占领罪行毫无悔过之意的国家要求入常，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我国指出，安理会改革内容应该是全面的，必须要成员国协商一致，不能匆忙表态，否则不利团结。李大使也抓住各种机会，向克雷库总统介绍中国的观点立场。但一天晚上，李大使得知时任尼日利亚总统第二天要派私人飞机来接克雷库总统到亚迪斯亚贝巴开会，就赞同“四国方案”做工作。尼日利亚与贝宁接壤，是贝宁在非洲最大市场，两国总统平时也称兄道弟，关系亲近，合作密切。李大使当时很紧张，连夜给克雷库总统打电话，诚恳地说：“阁下，您是中国人民十分敬重的老朋友，不能做让中国朋友为难的事啊。”结果克雷库总统听后，情愿得罪他的“大哥”尼日利亚总统，借故推脱让外长上专机赴会。李大使动情地讲道：“这件事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也使我深深体会到非洲老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可贵友谊。”李大使补充道，克雷库总统虽然行伍出身，但很细心体贴。每次到总统府与他会见时，他会问“你打摆子（患疟疾）了没有？”。有时看李大使穿得很单薄，他起身想去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但又不知道按钮在什么地方，非常有趣。
李大使也回顾了和2006年上任的贝宁新一代领导人托马·博尼·亚伊的一段渊源。亚伊总统是西方培养出来的经济博士，对中国缺乏了解。李大使了解到相关信息后抓紧一切时间开展工作，但就在亚伊总统上台后一个月，李大使不慎把手腕摔断了，只能打着石膏继续工作。亚伊总统一上台，就召集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五国大使，跟随他一起到全国考察情况，李大使坚持带伤上阵。非洲的路坑坑洼洼，李大使坐在吉普车上一路颠簸，手腕断裂的部分一直接不起来，整个手越来越肿，手指变得非常粗。当时别国大使好心建议，希望她赶紧回去休息，不然手臂可能要残废了。李大使心想：“我没有退路，谁能替代我呢？必须抓紧做工作。”在考察途中，有一次李大使下车去洗手间，亚伊总统表示要给李大使找一个位于学校的干净场所。李大使原以为总统按惯例会找一个士兵带着自己去，没想到他自己跳上车，亲自护送李大使，这么一来，整个总统车队都跟着一同前往，场面一度十分壮观。李大使笑着说：“这也说明我跟亚伊总统的关系近了一步，他可能看到我坚持参加考察受到了感动。大使与总统的关系良好，就有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当时也有记者问过李大使冒着手臂残废的风险继续工作，是否犹豫过。李大使说，自己当时其实并没有犹豫，没有纠结过，国家利益第一，这已经成为外交官们的思维定式和行动准则。
胸中有丘壑，腹中有乾坤。李蓓芬大使这位行走非洲的女大使，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用自己的坚韧、智慧和勇气在非洲大陆上留下了飒爽英姿，为新形势下我国外交事业服务人民、争取民心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