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是细水长流的“人心”工程——专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周明伟

        2019年3月30日，由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和上海双平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企业公共外交”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吴建民公益基金会高级顾问、中国外文局原局长周明伟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会后我们对周局长进行了专访。周局长给人的印象是儒雅而有风度，他始终在思考着国际局势的热点问题并与同行者进行讨论，在国际交流和公共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对于中美关系、对于孔子学院等公共外交领域问题的见解。

中美关系需要“共同演进”

        关于中美关系的形态，近年来政界、学界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说法。2008年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中美国(共同体)”(Chimerica)的概念，2012年中国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中美“竞合关系”（co-competition），此外还有“合作式竞争”等等。今年一月，周明伟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的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研讨会上题为《以智慧、责任与合作塑造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主旨演讲中讲到：“中美需要共同探索一条相互演进（co-evolution） 的道路。”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说法？周明伟做了具体回答。

         周明伟表示，“相互演进”是基辛格提出的，是从中美双方共同面对问题角度提出的一种接受度比较高、也比较可行的发展中美关系的路径。周明伟说：“共同演进的基本原因是双方都没有与对方今天这样一个竞争或合作方打交道的经历。美国有对付英国、德国、苏联、日本的经验，但今天的中国不是历史上的英国、德国、苏联或日本。美国从未碰到过像中国这样有14亿人口、已取得很大成就、并且依然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并没想过当人均GDP只占美国的1/5的时候，就会引起美方这么高度的警觉；也没有想过当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的1/3或一半时，中国GDP的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就会给美国和中美关系带来麻烦。”中国有天经地义的发展权。当然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的NO.1和NO.2，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相处和合作？双方都没有充分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一定的猜疑、警惕甚至敌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难以避免的。

        如何化解中美双方的猜疑、甚至敌视，解决好原本就存在及新产生的分歧？周明伟认为合适的解决路径之一，是双方在相互磨合当中不断认识对方，也不断调整自己；在相互演进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良性互动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或化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敌对。而前提，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

        周明伟认为，正因为中美两国体量极其庞大，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 这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自身，对所在地区、对世界也是负责任的态度。“这种处理方式是基于双方都不与对方为敌，避免恶性竞争或者敌视带来最坏结果的愿望。如果双方都能以此为前提和共识，就应该有办法通过相互磨合、共同演进的方式来妥善管控好双方的分歧与矛盾，从两国及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谨慎处理好中美关系。当双方碰到矛盾或分歧时，不要简单结论对方就是我的敌人或竞争对手。这种因为有不同、有分歧就把对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或者长期潜在敌人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也是不科学的。”周明伟强调。

智库合作和青年交流助力中美共同应对“世纪挑战”

        谈到新形势下我国对美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周明伟认为：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基辛格博士所讲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不仅是指中美双边关系的状态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也预示着如果中美关系发生问题，也不能用原来的办法来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外交应该担当起重要的责任。周明伟从智库和青年交流合作两方面提出了对美公共外交存在的“机遇”或者说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要加强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周明伟表示：“要推动双方智库在新的条件下来共同研究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认识新形势、在新情况下进行合作的机会、空间和双方认同的管控分歧、良性的合作与竞争的原则。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是良性竞争，也可以是恶性竞争，可以是敌手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是朋友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是非敌非友之间的竞争。如果双方有良性共识，就可能把双边关系推向友善、积极、双赢的方向，形成中方提出的稳定、协调、合作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周明伟认为智库交流与合作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二轨或三轨的角色，需要在交流中找到避免中美双方危险的、互相为敌的办法，在合作的研究中为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共识，形成政治互信、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新模式。

        智库交流与合作的另一层意义是共同研究新形势下两国面对矛盾冲突和分歧时的管控机制。目前尚未形成能够防止中美双方树立敌对关系、出现极端举措的新规则。只有弄清楚双方关注的核心利益，知道双方的底线在哪里，才可能管控分歧。周明伟提出，现在中美合作的属性有所不同，但是它的“价值系数更高”。他讲道：“如果说原来的合作基础是美方所描述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方)，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利益而合作，那么现在则是因为我们有不同而需要合作。现在中美两国合作的意义甚至比原来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更为重要，更富有历史挑战性，这是中美两国必须正面应对的、无法回避的世纪挑战。”

        另一方面，加强同青年人交流、交往也是公共外交永恒不变的主题。“青年人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中美青年对待彼此的态度决定了明天中美关系的走向，因此增进相互了解、建立相互尊重的交流关系、共同探讨他们将面临的未来，是保证中美关系长久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公共外交在青年人交流方面，推动青年人教育方面，推动双方青年领导人交流方面，有必要、有资源也有能力做一些事情。”周明伟说道。

        “相互演进”虽说是基辛格的提法，上海一些学者的“共生”理论与其也有相通之处，这本身就说明了中美在思考范式方面有着共同点和合作空间。新形势下，这样的倡议有助于克服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成为中美处理双边关系和开展全球治理的新原则。“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但并非是一种历史必然。中美关系的演进是没有完结的过程，中美双方需要在变化中找到双方都能适应的机制，让双方在关系变化中不过分感到陌生和突然，而是能够在认知新问题中解决新挑战。通过双方智库和青年之间的交往和合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让中美两国踏入“历史预设的陷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使命和改进策略

        孔子学院作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交流中国文化的机构，在中国公共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相比，孔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不到15年已在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今天的孔子学院是否有需要改进和提高？

        周明伟认为，中国推动“孔子学院”这种文化教育交流形式，本意是为了适应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每年数万亿的“中国制造”与世界交流、有1亿多中国人出境，到世界各地进行旅游、公务、读书，与世界的交流与接触量前所未有。中国在海外有数千亿投资、数万家企业，其中蕴含着巨量的文化与经贸的交流需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世界，世界更需要了解今天的中国。 但实际上，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对象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还明显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沟通载体的发展还非常不充分，语言的交流和运用还非常不平衡。周明伟指出：“中文虽然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还是一个‘小语种’。在目前情况下，要让国际社会准确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我们掌握对方的语言，或者期待着对方掌握中文再进行交流。从目前各种资源和认知程度来看，自然进展的过程远远跟不上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需要。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方面希望通过孔子学院，聚集一些师资、资金到对象国去开展文化教育交流。这种形式实际上不是我们发明的，许多说强势语言的国家，也包括一些小语种国家，两个世纪前就通过各种方式来推介自己的语言，以改善国际社会同他们的沟通交流的情况。”周明伟也提到汉语教学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特有的难题，譬如中文语言学习的“门槛”问题：“象形字和拼音字母的学习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外国人来说掌握中文的平均难度确实要高于许多外语。”

        现在西方社会有过敏、警惕或是排斥孔子学院的情况，周明伟认为这涉及对中国发展的态度，涉及到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和以及对象国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因此出现一些矛盾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这些国家以各种理由排斥孔子学院，或是将这一问题政治化、将中国形象妖魔化，则不是教育交流本身的问题。周明伟说：“这实际上是一些国家对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过度敏感、本质上不接受中国发展，警惕同中国开展文化教育中相互力量的变化，并且将经贸交流中出现的某些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嫁祸到文化交流中的、非教育交流本身的问题。”

        周明伟认为孔子学院发展速度快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实际需求的存在。周明伟说：“这个需求不是中国杜撰出来的，是外国的学生和其他从业人员迫切想要学习中文的愿望。但在孔子学院发展、推广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要认真解决好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周明伟看来，孔子学院目前需要改进的方面首先是要增强教育本土化经验。塞万提斯学院和歌德学院都有长期的国际教学交流经验，也经历了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孔子学院起步较晚，经验比较缺乏。也许，不仅是教学模式的本土化，教学成果的属地化也同样重要。只有让对象国的民众感受到学习汉语给他们带来的工作生活的新的机会、朋友圈的拓展，在学习和交流中品味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从而切身享受到学习汉语的果实，才会更有动力学习并更有意愿支持相关事业。

        二是要推动汉语教学进入相关国家的教学大纲。周明伟表示：“语言教学在满足双方需求的同时，要推动对象国以交流与合作的态度，把汉语教学相关内容纳入到本国教学大纲当中去，这将会从根本上推动汉语的教学和交流。”同时，语言教学有其双向性。周明伟提到：“我们在推动汉语国际化教学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勇于包容接纳别人的语言文化。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对外开放的决心很大，进一步开放也非常重要。我相信教育的对外开放和合作将会有许多新的形态和进步。”当然，要根据语言教学本身的需求开展合作交流，如果附带有语言教学以外的政治意图，也不会受到我们教育界的欢迎。

         三是要研究个性化教材。周明伟指出：“目前从我们汉语教师的实力和经验来说，一本教材翻译成不同的语种的教材的情况可能是存在的。本质上语言教学背后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因此针对不同文化、不同教育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个性化的语言教材和教学方式。”

         最后是要用好新媒体和新的教学手段。周明伟说道：“语言教学当然要依靠有形的教学设施，比如说学院式的设施。应当认真研究网上教学或者比课堂教学更发达、更有效的新兴教育教学，包括AI的模式，发挥新技术的作用，使得语言教学更便利，效果更显著。”

公共外交追求的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快速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实际需求，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公共外交的形式和内容也丰富多彩地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公共外交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周期长、显性作用往往不明显等难题，效果如何评估？我国是否建立了自己的公共外交效果评估体系呢？

        面对这一疑问，周明伟表示，在对外文化交流，包括对外传播方面，效益评估是一项较为复杂、目前仍有许多缺失的工作。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在这方面比较擅长。针对美国国会的lobby(游说）是最典型的例证。说客们要“公关”的目标清晰，说辞到位，不做无用功，充分体现了其对有效性的追求。他们通过研究目标对象，选择合适的说辞，置换其相冲突的概念，调整其利益安排，解决其因差异性而产生的情绪, 并通过立法或政策咨询达到利益集团的目的，成果考核相对比较容易。而我们在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方面的工作相对还是比较粗放式多，目标考核也比较难。周明伟说：“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确实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要强化实际效果的意识，另一方面，要理解公共外交有其特定的属性，它不是刚性外交，其目标要以润物无声、细水长流的方式去实现，试图立竿见影、急功近利，往往可能事与愿违。公共外交是基于人的情感和文化形态的交流，而思想交流需要各自都喜闻乐见，需要有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搁置争议的意识和能力。如将测评简单化，有时候会使其目标异化。因此公共外交既需要有目标式的管理和考核方式，同时要尊重其润物无声、细水长流的渐进式的特性。”怎么结合好这两者，是对我们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中要解决的的一个重要问题。

        周明伟表示，公共外交的总体大目标是多交朋友少树敌。有效与否，通过一段时间才可以看出来。因此开展公共外交工作要有恒定的精神，要有自己的定力和执着，同时要有越来越清晰有效的工作方式，才能把目标式的考核和长远效果结合起来。周明伟最后说道：“需要立竿见影的事情不一定是公共外交的特长。公共外交的优势是细水长流，是改变、调适和争取人心的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公共外交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