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吴建民大使是我国著名外交家,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2016年6月,吴建民大使在武汉因车祸不幸逝世。

      本书收录了吴建民国内外好友、同事以及学界、政界等各界人士的纪念文章、相关唁信、图片等,或回忆与吴建民的交往细节,或点评吴建民为中国外交所作的贡献,多角度多层面展现了吴建民奋斗的一生。


序一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杨洁篪


      2016 年 6 月 18 日,我正陪同习近平主席在国外访问,忽然消息传来,说吴建民同志在武汉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听到这消息,代表团上下都感到悲痛、震惊。

      我和吴建民同志初次认识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那时,他刚从比利时调回外交部,担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90 年代初,正是中国外交最艰难的时期。国际风云突变,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西方的媒体几乎天天丑化、攻击中国。可以想象,在这样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下,作为当时外交部唯一的发言人,吴建民遇到的挑战和压力是巨大的。我注意到,他面对记者挑衅性的问题,总是冷静沉着而又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同他平时注意学习政策,跟踪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1993 年,江泽民主席出访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作为驻美国使馆公使,参加了接待代表团的工作。我目睹了吴建民同志主持记者会的情景。

      西方记者往往借提问的机会行攻击中国之实。有一位美国记者在提问前说了一大套污蔑中国的观点,吴建民立即打断他说:“你这是演说,而不是提问。Your question, please(请提问)。”这位记者不得不乖乖地停止攻击。吴建民指挥若定,保证了记者会顺利进行,赢得了各方的好评。

      1995 年 10 月,吴建民调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上任后,他把精力集中在人权斗争上。当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仅以一票之差挫败了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下一届人权会还能保证胜利吗?吴建民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挑战。上任伊始,他就全力以赴抓人权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同主管同志商量战略战术,分工配合,展开一系列活动,争取支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开始动摇的西方国家。到 1996 年 4 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又一次挫败了反华提案, 维护了国家尊严。

      一个好的外交官必须对国际形势能洞察秋毫,及时向国内报回对当前形势变化的看法和建议。吴建民在国外工作时,始终把调研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报回的调研报告,实事求是,观点鲜明,提出的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吴建民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以他语言的优势,广泛结交法国各界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外交政策。我曾陪同中央领导访问法国多次,看到他很受法国人的欢迎,人们都愿意与他交谈。从与法国高层接触中,他了解到法国对发展中法关系的想法,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推动两国高层互访,并提出领导人互访各自的家乡,使中法全面伙伴关系取得了突出进展。他还大力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推动建立了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商定双方的文化年活动。

      上海申办世博会,由于国际展览局设在巴黎,公关宣传的重点自然落到驻法国使馆头上。吴建民坚决落实国内指示,配合上海开展各种活动, 为上海申办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3 年,吴建民回到北京,服从组织分配,到外交学院担任院长。搞教育,对他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然而,他不畏艰难,又一次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他热爱青年学生,努力帮助他们扩大眼界。他创办了外交学院论坛,请来国内各领域的著名人士和外国政要给学生作报告或座谈,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我感到,他做什么事都是全心全意,而且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总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退休后,吴建民担任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以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发挥外交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深厚、人脉资源广泛等优势,参加大量的国际会议,促进中外沟通和交流, 积极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他应邀到国外开会就是为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每次都来去匆匆。

      吴建民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他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国家的外交事业。他热爱外交事业,他曾说过:“如果有来世,我还愿意当外交官。”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本书收集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评论)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吴建民忠于祖国、忠于党,为外交事业奋斗终生的事迹,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序二


     原驻卢森堡大使、吴建民夫人      施燕华

 

      今年春来早,窗外的迎春花如黄色的垂帘,在风中摇曳。去年这个时候,正是我腰病发作之时,走路不像人样,不得不买了一辆轮椅,由我妹妹推着到室外“放风”。妹妹不在时,建民就承担起这项任务。谁知道他不是干这活的“料”,推着轮椅仍然以惯常的速度疾步快行,为避开车辆进出,就把我推到绿化区的石子路上,颠得我直抱怨。

      到 2016 年 5 月,我逐渐好转,能走几步路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每天晚上回家,总要用洋泾浜上海话问一句:“今朝哪能?(今天怎么样?)”6 月 17 日晚上他离开家去武汉大学前,还陪我走了 300 多米。

      没想到,18 日凌晨,险恶的车祸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没有他,我怎么生活?我几近绝望。

      在外交部领导的指示下,老干局几乎全体出动,帮我安排他的后事。我们俩的老同事、朋友们不断来电、来人深表悼念之情。几位前中央领导还让秘书打电话给我亲切安慰。杨洁篪国务委员、王毅外长陪习主席出访回京,直接从机场赶到我家看望。建民的告别仪式上,几届中央领导送了花圈。刘延东副总理百忙之中到八宝山参加了告别仪式。

      中央领导的关怀、社会各界人士的慰问,给我以巨大的力量,激励我重新安排好生活。

      建民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的报纸、网络社交媒体关于他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高度评价他生前的工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读了这些文章后,我起初萌生了一个主意: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装订成册,留给吴、施两家的后代。但朋友们觉得应该汇集各方的纪念文章编成一本文集公开出版,让建民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消息一经发布,投稿者十分踊跃,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亲身经历回忆了吴建民。很多人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文章是“含泪”写成的。我在看  每篇文章时,也是热泪盈眶,被深深地感动。

      建民热爱外交事业,他曾说:“如果有来世,还愿意做外交官。”他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外交事业,他的工作节奏连很多年轻人都赶不上。他 23 岁入党,忠于党的事业,服从组织分配,对组织交给的任务,总是全力以赴去完成。

      无论是在外交第一线,还是退休后,建民始终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 深刻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会向外交部领导提出对策建议。他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用外国人能接受、听得懂的话语讲“中国故事”,从历史和地缘角度纵横对比,以大量的事实来论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对某些外国学者或记者的误解、质疑,甚至挑衅,他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或解疑释惑,或据理反驳。在外交工作岗位上,他能以开拓、创新的精神, 推动与驻在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建民也常奔走于祖国各地,只要有时间,他是“有请必到”,甚至从国外开会回来,直接转乘国内航班,去外地讲课。有时我调侃他说:“你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啊!”他总是一句话:“有意义的事儿,能多做点儿,就多做点儿!”他很早就提出要对公众“揭开外交神秘的面纱”,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正确了解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为此,他不仅去大学,还去中学讲课,反响热烈。有的学生听了他的课后对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好好学习,争取做一名外交官。

      为什么他对某些激进的言论,如“外交部缺钙”等,能挺身而出,直截了当阐明自己鲜明的观点?为什么他对国内有些人的误解、非议,能处之泰然?为什么他会殚精竭虑、克服困难,执着地推动一些建议(如中国文化中心)的实现?他的力量源自于赤诚的爱国心。

本书中的有些纪念文章称他是“伟大的爱国者”,建民如在天有知也当十分欣慰并会感知同志们的不熄的温暖。

      诚然, 吴建民不是“完人”, 他有很多缺点, 如:有时过于急躁,有时过于天真,有时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当有人提醒他的疏漏之处时,他很感激,他对我多次说过,某位朋友指出这些毛病,是为了保护我呀!

      书中不少文章还赞誉建民为“杰出的外交家”。我认为,一个优秀人物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建民是幸运的,他步入社会,就在团中央的老一辈革命家关心、引导下,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在外交部工作后,作为高翻,经常受到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 耳濡目染,加上他勤学好问,学到了书本上难觅的精神财富。他任外交部发言人时,得到了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的指点;每次出任大使前,他总要向历届前任大使请教,经前辈的“面授机宜”,他获益不少。

      在周总理和历届党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外交部成为一块育人的沃土, 从这里走出了众多的优秀外交官,尽管他们年龄不同、职位不同,但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保证了我国外交政策的顺利执行。吴建民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而已。

      最后,我谨向支持帮助本书出版的各位领导、朋友们表示感谢,还感谢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的大力支持,编辑刘敬文的积极配合。

      我还想说明:由于篇幅有限,根据编辑的建议,有的内容相近的文章只能忍痛割爱,请有关作者见谅。

      本书的稿酬将捐赠给“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深切缅怀良师益友吴建民大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  竺

  

      吴建民大使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和挚友,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好朋友、老朋友。他的不幸逝世,令我们深感悲痛,扼腕叹息。参加告别仪式的当天,我就想写些东西,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未能动笔。今日落笔,作为对亦师亦友的吴大使的缅怀和纪念。

      20 世纪 80 年代我曾在法国留学,之后和法国医学界、科技界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因此有了和吴大使相识、相交的机会。记得还是在 2002 年 1 月 23 日,由我和法国科学院两位老院士雅克·岗(Jacques Caen)教授和吉尔·卡恩(Gilles Kahn)教授共同发起、由中法两国科学院联合创建的中法科学及应用基金会(FFCSA),于法国国民议会所在的拉赛宫隆重举行成立仪式,时任法国国民议会主席雷蒙·福尼(Raymond Forni)先生热情致辞后,吴建民大使站在中法战略合作的高度,用高雅而流畅的法语对基金会成立的重要意义做了精彩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此前,吴大使就大力支持此事,亲自指示大使馆和中国科学院密切配合,对代表团的访法之行给予充分保障。成立仪式圆满结束后,吴大使又在大使官邸宴请法国有关政要、基金会负责人士和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席间,他对中法友好合作的历史做了全面回顾,并展望了两国关系的光明前景,还强调了中法科技合作在促进两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杰出外交家,深为吴大使的睿智和风采所折服。那次访法还结识了吴大使的夫人施燕华大使,也是一见如故。后来的事实证明,吴大使当年的努力是极富远见的。中法科学及应用基金会至今已为我国培养了 150 余名博士后,其中不少中青年科学家已在我国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担任了学科带头人。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访问法国时在巴黎亲切接见了雅克·岗教授,当面肯定了中法科学及应用基金会为两国科技合作所做的贡献。

      似乎是历史的安排,之后我与吴大使在 2004 年共同当选为欧洲科学、艺术、人文学院首批来自中国的院士。2005 年 1 月,我们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相遇。那年论坛主题之一是“中国”。吴大使就中国和平发展问题 用英语做了演讲,给与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会后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朋友对我说:“你们有这样的外交家真令人羡慕。”我那次在达沃斯也应邀就“非典”等新发传染病研究和我国基因组研究情况做了报告。吴大使在会场特别提醒我当地寒冷要多穿点衣服。此后的十余年中,我又多次在中法交流场合和其他一些国际合作活动中与吴大使有工作交往,益发感受到他为我国外交事业和促进中法友谊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不遗余力的敬业精神。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吴大使对 2016 年 5 月在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中法文化论坛”所做的巨大贡献。

      2014 年初我担任欧美同学会会长后,一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殷切期望,即欧美同学会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围绕如何使欧美同学会作为民间外交生力军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和同事们也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努力搭建更高层次的平台。2014 年适逢中法建交 50周年,两国举办了多场富有新意、精彩纷呈的纪念活动。当年 1 月,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专门举行中法建交纪念活动,吴大使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几天后,我也应吴大使之邀到“北京艺术 8”参加了首场中法“对话”专题活动。那次的“对话”是在吴大使和原法国驻华大使毛磊这两位对中法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资深外交家之间进行。毛磊大使跟吴大使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担任本国派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因此两人之间有特殊友谊。那次“对话”不仅让我有幸了解到两国建交前后一些重要外交活  动和中法之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还促成了 3 个月后一场我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在“北京艺术 8”围绕中法文化交流的“对话”。

      拉法兰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不顾危险在“非典”期间访华,  表达对中国人民抗击“非典”的支持。2004 年 1 月 28 日,胡锦涛主席和拉法兰总理在法国总理府共同见证了中法九项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我那天有幸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与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菲利普·库里斯基(Philippe   Kourisky)院长共同签署了双方共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协议,由此结识拉法兰总理并成为好朋友。我到卫生部工作后也接待过拉法兰先生。所以,拉法兰先生说当“北京艺术 8”邀请他来 华参加中法“对话”活动时,他马上表示希望与他“对话”的中方嘉宾是陈竺。在这次“对话”开始前,我曾和拉法兰先生、吴大使一起寒暄,吴大使表达了一个夙愿:即推动中法之间开展更深层次同时具有品牌性的文   化交流活动,以拓展和挖掘中法友好交流事业的广度和深度。拉法兰先生  当时从战略层面发表意见说:世界经济领域已有达沃斯论坛,文化领域的   确还缺少世界性的交流平台,如果法中两国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一定会  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拉法兰先生还进一步强调说: “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应遮蔽其文化的光芒。”2015 年 4 月,拉法兰先生又专门给我写信,提议从 2016 年开始由中法民间机构轮流举办“中法文化论坛”,以进一步巩固中法文化交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促进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他还在信中邀请我和他一起主持该论坛。

      应该说拉法兰先生的建议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到这一建议可能会成为欧美同学会开拓民间外交工作的一次重大机遇。但我也深知要办好这个论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我和欧美同学会的同事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领域的经验有限。这时,来自吴大使的热情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我和同事们的信心。我和吴大使商量,鉴于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最好是采取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推动此事。考虑到欧美同学会是我国成立时间最早、成员最广泛的留学人员组织,又与法国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上世纪 20 年代,蔡元培、李石曾等欧美同学会的先贤创立了华法教育会并在欧美同学会院内办公,最终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志青年赴法留学,并在法国走上革命道路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命运)。因此,中方拟由欧美同学会来牵头此事。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吴大使的赞同,法方随后亦表示支持。2015 年 10 月,拉法兰先生专门到访欧美同学会,实地了解欧美同学会的情况, 最后商定由欧美同学会牵头“中法文化论坛”的中方组织工作。这样的安 排得到中法双方最高领导层的肯定。

      随后,在吴大使的支持和参与下,欧美同学会与拉法兰先生和由他领衔的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正式筹办了中法民间外交的重要平台——“中法文化论坛”,由我任论坛中方主席,吴大使任中方副主席。共同的事业让我与吴大使有了更紧密合作的机会,也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从首届论坛筹办之始,到举办过程之中,再到成功举办后谋划2017 年将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二届论坛,吴大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筹办之初,吴大使阐述了中法文化论坛的主题、内涵等重大问题。他说,“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对外战略,建议首届论坛主题围绕“一带一路”展开。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道路,又是连接每一个人的道路。“中法建交 50 多年来,两国之间的交往就是‘新丝绸之路’上最经典的文明对话范例”。“首届论坛要重点讲人文,要通过人来讲文化、讲艺术,人是文化艺术交流的根本。中法两大文明交流的载体是要通过人的价值、互相尊重、对话、融合来体现的”。

      2016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在中法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首届中法文化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论坛得到中法两国元首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和奥朗德总统分别发来贺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中法文化论坛能够成为促进中法两国人民心灵相通、借鉴对方文化优长的一个重要平台, 共同谱写中法文化交流合作新篇章。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法国国务秘书勒甘出席论坛并代表两国政府致辞。来自中法文化、艺术、经济、教育等领域的代表人士,围绕“一带一路:文明对话与融合”的主题,就遗产保  护、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城市发展、网络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两国社会各界引起重要反响,进一步深化了中法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中法长期友好的民意基础。这也成为欧美同学会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为今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在论坛举办过程中,吴大使发扬不怕疲劳、连续战斗的精神,以一当十,亲自主持了论坛的预备会、欢迎酒会、开幕式、闭幕式,参加了中法文化交流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录制等一系列活动。吴大使致力于人类和平发展的远大志向,饱含深情、张弛有度的主持,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刻感受到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协调能力。

      论坛成功举办后,吴大使又开始思考论坛的长远发展,提出“非物质层面需要与物质层面相结合”,以确保论坛的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吴大使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通过悉心贡献到打造这样一个成功的论坛,让中法朋友们对他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他的突然离世,是中法合作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他留下的促进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遗产,永久镌刻在我们心中。

      今天,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面临的重大课题。衷心希望有更多像吴大使一样的外交使者,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化解疑虑、增进共识,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筹备第二届中法文化论坛之际,欧美同学会将继续做好这项由吴大使共同发起推动的未竟事业,以此作为对吴建民大使最好的纪念。



许嘉璐副委员长致施燕华大使的信 ——贺吴建民公益基金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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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交家未必是思想家,一位思想家未必是教育家,一位教育家未必是政治家。欲集此数种角色与品德于一体,难矣哉,罕也哉!以我与建民同志交往、共事、互学之体验、所获嘉言,其足以当之。

建民倏尔而逝已逾半载,余迄无片纸独花以寄哀思,以其时辗转床褥,无由略吐衷曲。今吴建民公益基金会成立,无乃其旨在盼赓者不绝乎?其终生已奉献于国,今复献所余于身后,其何如人也?曰,是余之师也,故贸然书每念及建民所道之心语以为荐。

 

许嘉璐    敬书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青年吴建民


中联部原部长、吴建民入党介绍人      朱  良

 

吴建民同志在2016 年6 月18 日不幸因车祸突然逝世,令人十分悲痛。

1960 年,我受共青团中央委派,第二次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以下简称世界青联总部工作。1961 10 月至 19629 月底同吴建民共事了一年,这是难忘的一年。吴建民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

世界青联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 年 10 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苏联在伦敦发起成立了世界青联。总部设在巴黎,主席是意大利共青团的负责人,总书记是法国共青团负责人,领导权主要掌握在苏联青年组织手里。世界青联的工作语言是法文。1951 年世界青联总部被法国政府禁止活动,不得不转移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1960 年春,我再次被共青团中央派遣去世界青联总部工作时,法文翻译朱善卿已在那里工作多年,但是团中央派不出法文翻译去接替。外交部当时已培养了一批外文翻译班毕业生,因与我建交的国家不多而显得供大于求这种情况一直到 1971 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才有所改善。经团中央同外交部商量,1961 1 20 日,外交部同意将吴建民等三名同志借调给团中央国际联络部。

1960 年正是我国面临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没有经费广泛开展同国外的交流活动。一直到 1961 7 25 日至 8 3 日,团中央书记王照华率领 12 人的青年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联主办的有 111 个国家800 多人参加的世界青年论坛,吴建民才有机会第一次随同出国。我在莫斯科同吴建民接触后,内定他立即去匈牙利工作。他回国后又随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到越南河内参加了一个国际学生讨论会(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因此流行法语。讨论会结束后,团中央通知吴建民尽快去世界青联工作,1961 9 30 日,吴建民抵达布达佩斯。一个青年翻译干部刚离开学校就进入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前沿,这个机遇是不可多得的。

我和朱善卿、吴建民在布达佩斯,每天都到世界青联总部上班。中午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到总部附近由匈牙利东道主开设的餐厅吃饭。饭后我们同各国朋友结伴散步回办公室,这不仅加深了友谊,也是学习、提高外文水平的好机会。

下班后,我们从世界青联办公室门口坐电车回到多瑙河对岸的寓所。吃过晚饭后,第一件事就是收听《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和匈牙利的英文广播;还要回顾当天接触的重要信息并进行汇总整理;紧接着就是准备第二天在世界青联会议上的发言稿。因此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晚上 11 点钟才能睡觉。星期天基本上也没有时间休息, 极少外出观光游览。

朱善卿自学西班牙文,在他的影响下,吴建民也学起了西班牙文。他很刻苦,还结交了一位同在世界青联工作的哥伦比亚年轻人,他教哥伦比亚年轻人英文,哥伦比亚年轻人教他西班牙文。

布达佩斯世界青联书记处,有 20 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常驻。每星期一次书记处会议,由主席、总书记主持,中国代表和工作人员也参加。中国代表负责同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青年组织的通信往来和起草声援他们斗争的函电。我和吴建民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世界青联书记处的工作重点就是筹备 1962 8 月召开的世界青联第六次会员组织大会和 7 28 日至 8 6 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八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工作(一起草、讨论和修改有关这两大活动的政治文件和口号等。(二)积极动员世界青联和会员组织以及尽可能多的非会员组织来参加这两个活动,请路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免费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费用问题。

1962 年 1 月,我和朱善卿、吴建民随团中央书记王照华,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联执行局会议,讨论筹备上述两大活动问题。会后朱善卿就同我们分手回国了。

我和吴建民在 1962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随同国内派出的由王照华率领的 88 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芬兰赫尔辛基,参加了由来自 137 个国家的  1.8 万人参加的第八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它的口号是为争取和平与友谊1957 7 28 日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联欢节,中国派 1200 人参加,反映了此时中苏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联欢节后,我们又参加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世界青联第六次会员组织大会,100 多个国家的 530 余名代表到会。这时我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在 1962 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其预备会议上,批判对苏联的斗争不力,指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而国内特别要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上述两大活动顺利结束,我驻世界青联的主要任务已经告一段落,准备回国,但是接替我的梁畊同志要到 11 月初才能来到布达佩斯。此时吴建民到匈牙利同我共事不到一年,但印象很深的是这个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富有朝气,工作和学习很勤奋,善于接受别人对他的提醒和批评,积极学习别人的优点,在一个讲法语的国际组织里工作、生活,法语水平提高很快,是一个有作为、有发展前途的外交工作干部。我反复思考,如果我在布达佩斯不能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就可能要拖几年,要到他回外交部工作后才能解决了。于是,我及时同驻匈牙利使馆党委商量,他们欣然同意我的建议,回国前发展吴建民入党。因为有一个精通法文又会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党员在匈牙利,有助于我驻匈牙利使馆同当地各国使馆的接触和往来。

按党章规定,入党需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我想到了已经回国的朱善卿同志(1985 年起他担任了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他对吴建民比较了解。我打电话到北京同他商量,他非常赞成,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吴建民的入党问题。我记忆中吴建民入党日期是 1962 年 10 月 4 日。



忆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爱创新的建民战友


外交部原部长     李肇星

 

 

得知我敬重的外交学院前院长建民战友意外逝世时,我正在外地参加一个“一带一路”民间交流论坛活动。我含泪打电话给中国公共外交协会驻会副会长龚建忠大使,请他代表我和协会表示哀悼,并向我的学长燕华大使表示慰问。

建民比我大一岁,比我进外交部早四年,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记得他爸妈都是普通劳动者,他出生在当年经常被日本轰炸的山城重庆,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爱祖国、爱和平、主持正义的教育。

在他遇难前大概 2 个月时,我和他一起在意大利罗马出席国际研讨会。当时主持(中国未来发展)专题讨论的是美国一位著名教授。这位教授把中国崛起、中东乱局、俄罗斯困境作为世界面临的三大挑战。我在台下着急,想要找同事出来批驳这种不分是非的论调。建民是专题小组讨论成员,立即在主席台上打断了这位美国教授的话。他非常优雅又严肃地说,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教授,学识渊博,为什么竟然把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与其他一些因素相提并论?您是有意的,还是偶尔也会口误?短短几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几句话使得那位著名的美国大学者不得不做出道歉,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表面的。他说,谢谢吴先生的提醒, 著名教授一样也是会犯错误的。建民的行动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令国际友人和在场的中国同事感动。

建民同志爱劳动、爱学习。当年参加助农劳动时,干活很卖力。当了驻法国大使,仍注意学习各种知识。记得我访法时,他曾带我去参观巴黎公社墙和戴高乐将军故居,他本人给我讲解。他广博的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真是应该活到老,学到老。

他离开驻法大使岗位回国后,到外交部看我,坦率地表示,很乐意从事公共外交工作,如果能到周总理 1949 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 他会非常乐意。我也坦诚相告,外交学会会长职务,组织部门已另有人选。问他是否愿意到外交学院担任院长。这个岗位对几十年从事外交突又转行的人来讲,可能比较辛苦,组织部门希望先征求他的意见。建民当场回答,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他担任院长,学习如何教育、教学、管理师生队伍,开设了民间外交交流等新课程,后来又和我的党校同学、曾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同志在中国学术界创新研究中国公共外交课题并合作出版了专门著作。

建民战友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爱创新的精神为我和他的学生们都树立了好榜样。



深情于国 勇于担当 无限怀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赵启正

  

一年倏忽而过,对老友建民的思念仍在梦里梦外袭来,仿佛一转身, 他又站在我面前,家事国事天下事尽付儒雅谈笑间。

去年 6 月 18 日,晨曦在树。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告知我:“吴建民大使恐遭意外,失去联系了。”我多方了解无果,直到上午 9 时 30 分看到有关部门的微信公众号,才确认他竟在凌晨 4 时从武汉机场去武汉大学途中突发严重车祸,当场与世长辞。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 无论如何我也难以相信、更不愿接受。我失去了一位挚友,青年人失去了一位导师,中国失去一位资深外交家,世界失去了一位全球化时代有担当、有作为的使者。

当天有记者问我的心情,我回答说挚友忽然远行,人天迢远,心中沉郁,不胜哀伤之至!建民从 21 岁起在外交舞台驰骋 40 多年,后在外交学院为培养外交后备力量又殚精竭虑工作了近 5 年,在 70 岁退休后,还不断接受具体任务率团或独自出访,同时倾力投入公共外交活动,向国内外说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挥了积极影响。他任驻法大使时,为申办上海世博会做了重大贡献。他之所以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不同舞台上皆有卓越的贡献,我想最重要的驱动力是他的爱国情怀和外交家精神。

我和建民第一次见面是在 1994 年。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他来上海希望了解浦东开发进展情况,我带领多位浦东干部与他会面,话题聚焦在欧盟与中国关系、欧洲经济态势等方面,也拜托他向欧洲介绍浦东开发的前景。我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他回答得越好, 我们越有兴趣深究。这次交流,建民多少年来始终记得,他在一些场合说:我访问过中国许多地方,很少有地方领导,召集了那么多局长,听我这样详细谈海外信息,还追问那么多问题。浦东的干部真会挖掘潜力和利用资源。我们从此开始有了联系,在 2000 年前后,我俩通过电子邮件持续交流互动,有什么信息、想法及时交换,互为师为友达 23 年之久。

1996 年,建民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尖锐斗争中,严厉批判西方国家一再搞反华提案,揭穿其真实目的是妄图主宰中国命运。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扭转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他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也擅长“刚柔相济”的功夫。他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  持续改善的信心,建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调查工作组”来中国看看实际情况。这个工作组第一站来到上海,我作为副市长主动与之面对面地直率交流,有问必有所答,还安排了考察项目。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这个小组,而建民给我这个“新功课”时,却未给我什么“嘱咐”。他说用不着他多言,相信我必能配合默契。果然,我们不远万里的呼应,给挑剔的来访者打开了一扇直接洞察中国的窗户。

1998 年 1 月,我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于是便和建民有了更为密切的业务联系。1999 年 9 月,新闻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巴黎举行长达 12 天的中国文化周,这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大规模跨文化交流项目。彼时,建民已经是中国驻法大使,所以,无论在北京策划期间,还是在巴黎活动进行期间,我免不了要请教建民,也免不了给他一些功课,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府,他们都有怎样的中国观该邀请谁出席,怎样获得希拉克总统的贺信,以及节目的设计、我的演说要点、跨文化交流的难点和障碍等等。可谓事无巨细,他总是有求必应, 亲自上阵,颇有当仁不让之概。

在法方的建议和安排下,建民和我利用文化周的间隙参观了诺曼底登陆纪念馆,看了盟军抢滩时惨烈牺牲的黑白纪录片,去了埋葬着成千上万年轻战士的美军墓地,他们几乎都是登陆前两三天牺牲的。我俩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交流了很多看法,他对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和体验对我有颇多启示,令我对担当重任在第一线的中国外交官们肃然起敬。

建民比我只长半岁,人生履历也有相通之处。我从外宣一线,他从外交一线退下后,都去了大学,面对教育、学术和年轻人。此间,他所倡导的“交流学”和我力主推广的“公共外交”,几乎是一个题目的两个侧面。世界知识出版社请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话,并成书为《交流使人生更美好》。后来,这本书还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读书》栏目,介绍给全国观众。我们以此为题,在上海戏剧学院同来自多所大学的学生们进行了三个半天的对话。戏剧学院的教授说,其实这是两位祖父辈的老者和孙辈们的心灵交流。建民素有长者之风,语重心长地回答了学生们的各种问题。这次对话又成书《正见民声——跨越 50 年的代际交流》,去年还出了日文版, 受到了欢迎。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在日本,代沟导致的交流障碍也是人们很关切的社会问题,书里中国大学生们讲到的自己遇到的代沟故事和两位老者与他们循循善诱的对话对日本也有启示。

建民演讲时的激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在山东电视台《新杏坛》栏目录制节目,我们的对话没有安排主持人,于是我们事前商量了一个简单提纲,靠话语的自然铺展和相互的眼神交流,各自充分发挥而又相得益彰。整场对话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免去了节目后期剪裁的麻烦。在上海图书馆,我们两人曾就交流学和公共外交问题有一场公开的对话。在听众互动环节,建民在回答一些重大问题时,会情不自禁走到舞台边上靠近听众,肢体动作和言语亦随之激昂。台上台下,热烈共鸣,这正是每一位听众追求的佳境。

一位大使离任多年后还被驻在国惦念,就可见他在任期内有多么优秀的建树。建民去世消息传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给吴建民大使夫人施燕华大使的唁电称,惊悉吴建民大使不幸逝世,深感悲痛,法兰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晓法国并为法中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朋友。今年 1 月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巴黎宣布“吴建民中法青年访问奖学金计划”启动。拉法兰说, 这个奖学金计划旨在将吴建民大使致力推广的国际对话和主张和平的精神传承下去,使双方青年加深对彼此国家的全面了解。

建民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广,一次台湾之行令我印象深刻。2008 年, 我俩同时受邀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书展系列活动。预定日程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盛名,我们受到台湾热心改善两岸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和精英人士的邀请,参加了两次座谈,接受了一次媒体深度专访。在台北故宫,不仅有许多大陆游客向他问好,要求合影,台湾当地的民众也有人认出他, 向他亲切打招呼。

互联网给经济创新带来很多机遇,其中的社交媒体也给了人们表达的便捷,但也会传播失真信息,放大不同观点的分歧。网上有人把对国际舆论有影响的人士分成了这派或那派。这种分类往往既简单又含混,有人此时被归为这派,另时又被归为那派。建民认为岗位、角色、语境不同,人的表达重点自然有差异。网上有人把他以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说明国际问题以及我们应持的正确立场批为“软弱”。可他并不大计较网上对他的“误判”。他一直泰然处之,也不退缩,并愈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公众说清楚中国的外交政策,坚持不懈地用他的智慧和激情引导民众对世界形势和趋势做出准确的观察和研判。也正因为如此,车祸当日,有记者要求我用一句话评价建民,我说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多次表达过担忧过激的“民粹主义或会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建民离去后四天,英国公投脱欧,后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印证了他先前的判断。

2009 年夏天,我和建民一起作为主宾去参加西班牙举行的巴塞罗那亚洲论坛。结束后在巴黎我转机回国,建民应邀去美国参加另一场公共外交活动。他就一个人,在偌大的戴高乐机场,拎着个小包,拉着拉杆箱, 走向远处,我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涌起一种莫名感动。这年他正好70 岁,这样高龄资深的前外交官,这么不辞辛劳又到地球那边讲中国故事了⋯⋯

去年,他 77 岁整,他真的走远了吗?我知道,也曾亲历过,他参与过的一些学术讨论和论坛在新的一届开幕时有追念他的感人场面,仿佛他还在现场并发挥着他的智慧,这无尽的热情还会燃烧很久、很久。



又逢佳节思故人 ——忆吴建民先生二三事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叶小文

  

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年春节少一人。

吴建民先生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因为凌晨还赶乘一班误点飞机,从北京去武汉,参加当天上午武汉大学一个学院的开学典礼,要发表一场莘莘学子翘首以盼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演讲,却不料突遇车祸,还未曾告别,就永远将背影留给了我们。

但他留在我脑海里的,绝不只是背影。

我分明还记得他的睿智言谈。记得那年他是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许多精彩的答问,代表着国家的庄严、政府的立场、外交家的严谨,却充满了学者的睿智、辩者的机敏,善于用事实说话,往往是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就让人折服。有时还寓庄于谐,让人忍俊不禁、点头不已。我常从报纸上把他的精彩话语剪辑下来揣摩,学着他的榜样,去对付西方一些执偏见者在宗教问题上对我们的诘难,还出了一本书《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

我分明还看见他的笑貌音容。记得那年他是驻法国大使,我是国务院宗教局局长。知道我去法国访问,他特意把我“拦截”下来,请我给大使馆的同志作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宗教问题报告。为了答谢我,他特意请我看一场法国著名的歌剧。可惜我虽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却对那部长达 4 个小时的歌剧,一点不熟悉,加上法语根本听不懂,连说明书都看不明白, 就忍不住要打瞌睡。于是使劲拧大腿,可不能在那种场合给中国人丢脸啊。吴大使在旁忍俊不禁,不忍我受此“折磨,遂又和夫人施燕华一起,在使馆请我吃他们家乡——江苏的奥灶面。在法国吃过几天西餐,再吃这碗地道的奥灶面,味道真好。再加上一边吃,一边天南海北、谈笑风生地畅谈,更是兴味盎然。这碗面印象深刻,回来后为了解馋,我还特意买了一箱方便奥灶面,但再怎么吃,也吃不出在法国时那番滋味了。后来我把这事跟吴大使说起,他笑道如果什么都图方便,味道就变了。”我俩于是借着这话题,讨论起时下流行的“快餐文化”现象,得出的共同结论是: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快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心为物役的现代病。但无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除了根、丢了魂,都必须把根留住。根深才能叶茂,根脉切断不得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我分明还忆及他的深谋远虑。记得那年他是外交学院院长,我每次应邀去学院讲课,他都要挤出时间来和我见面。我知他是著名的欧洲问题专家,便就崛起的中国如何与欧洲打交道,向他请教。他说,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当这只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现 在睡狮已经醒了,世界该当如何?习近平主席访欧时,诚挚地告诉世界: 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话,发抖者不信。但用自己脑思维的人会信。当时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就说听到这个比喻,我有点震惊。在中国,新店开张时人们总会舞狮助兴。看着雄狮舞动,围观的人们面露笑容,和平喜悦。”新店开张,本该恭喜发财,鞭炮震天,雄狮舞动,皆大欢喜。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始“有点震惊”难免,但冷静一想,当是“和平喜悦,才是正理和常态。

受吴建民先生启发,我后来在一篇谈中欧关系的文章中论及,中欧之间应从区分你我,到寻求我们

“我们”要共同重建新的丝绸之路。昔日丝绸之路是一条伟大的中西   贸易商道,一座辉煌的东西文化桥梁,一条韧长的人类文化纽带。现在中欧都在努力重新崛起。中国在迈向海洋的同时,应继续发挥善走陆路的特长,再度走向欧洲。强化陆路沟通,不会拒绝海洋;强调海路通达,不必拒绝天空。人类正进入“太空时代”,网络正推出“智慧地球”。新的丝绸之路,不只是两点的相连,也是立体的交叉、多元的会通;不只是区分你我,更要寻求我们。焕然一新的中国与欧盟,不是去重现两千多年前由商旅驼队、士兵僧侣和帝王将相们在农耕文明的晕光下“走出”的  昔日辉煌,而是要为世界和谐发展创建新的辉煌。

“我们”要共同促进新的文艺复兴。欧洲是文艺复兴的摇篮,人文主  义的因子融入欧洲文化的血脉,形成独特的文明特性。中国在古典人文主义基础之上产生的思想理念,以及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在“智慧宫”里的百  年翻译运动,都为文艺复兴的启蒙闪烁过星星之火。文艺复兴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当今时代,尽管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地区冲突、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贫困蔓延等也不断困扰人类。应该有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来促使人类共建和谐世界。中国有“和”的文化资源,对此欧洲人早有领悟。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  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我们”曾共同产生伟大的智者。古代对人类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智者有四位,欧亚各二,即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他们的思想形成并开始传播都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他们所展示的都是“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和对人类使命的澄明”。那是一个需要智者并产生智者的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新的历史转折,新的“轴心时代”或许正在酝酿。多极世界的出现与合作,多元文明的交汇与融合,使新的文艺复兴潜流涌动,如地下奔腾的岩浆,寻找着喷发的裂缝。

吴建民先生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还未曾告别,就永远将背影留给了我们。他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马不停蹄,夙夜在公。他应该说也是一个智者,当然不能与苏、孔、佛、耶的影响相比,但对于我,却确实给予过许多智慧的启迪。他留在我脑海里的,绝不只是背影。这位良师益友的睿智言谈,笑貌音容,深谋远虑⋯⋯恰是遮不断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又逢佳节思故人———哲人其萎,其言犹存。



悼念吴建民大使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傅 莹


6 月 18 日听说吴建民大使出车祸,我完全不敢相信。19 日我来到吴建民大使的家,燕已经在门口了,她还是那样,消瘦而硬朗地站着,握手挺有力量的,保持着她一生的坚韧态度。进门后,我到吴大使的肖像前摆了一束白色的花,墙上挂着遗像,看着他那份熟悉的宽慰人的微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怎么会?我听到身后燕轻声地叨咕着:“总觉得,什么时候门一开,他就走进来了……”,真是让人心碎。

年轻时候就认识吴建民大使了,是因为燕,当时我刚常驻国外回来, 被分配到翻译室英语组,燕是资深翻译,负责指点我,也因而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我这个人出道晚,做什么事都有点漫不经心,有今日如此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多亏了导师近乎苛刻的严厉。她有意识地矫正我的随意性格,出现任何小的纰漏都会不依不饶地教训,我真是怕她了,也是因为怕,才凡事都一核再核,培养起好的习惯。我们当时都更喜欢吴建民,他一出现总是笑呵呵的,每天下班会准时来接夫人,被我们戏称“家长来接幼儿园小朋友”。他也不介意,日日被取笑仍然乐此不疲。

做外交,外语基础很重要,否则在驻外使馆工作比较困难,当时出国的代表团也需要使馆协助翻译。吴的专业是法语,夫人是英语,两位都达到专业翻译顶尖水平,但吴建民很认真地学习英语,他私下聊到,有了英文他出国工作也有机会去英语国家,可以照顾到夫人的专业,否则总去法语国家,夫人随任的话业务就用不太上了。我当时看他们很温暖,外交部许多人因为专业的不同,夫妻天各一方,他们却是无论到哪里任职大都在一起。

现如今,吴大使与燕却阴阳两隔,我坐在她身旁,觉得什么安慰的话都失去了意义。燕对事故一直发蒙,她了解吴有系安全带的习惯,反复说不应如此疏忽,坐在后排就不系安全带了?果然,就在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听到武汉来电话说,吴大使是系了安全带的。不过关于车速和其他造成事故的原因还需要调查。

出得门来,心情压抑。吴建民大使去世之后社会反映强烈,我从中认识到,这些年他面向公众做了这么多工作。也有不同声音,燕对这些不看也不知,落得心头清净。同去的利是我的年轻同事,她对网上信息十分感慨,问我怎么看。

我过去对吴大使的讲话挺注意的,也从中学到不少,尤其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看历史还是看现实,他用辩证的两分法去认识, 对我很有启发:既要牢记落后挨打的经历,又要汲取不开放不改革的教训。他与国内不同意见的辩论也促使我思考。中国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有着广泛的兴趣和关心,这种热情在世界各个国家中不很多见,应该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历和目前国家成长带来的变化有关系。中国现代外交是从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启的,因而,从第一天开始就牵扯了太多的国民情感和国家权益。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渗透了大量的悲情意识和后知后觉的无奈。

吴建民大使不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自己也有大量的外交实践。我知道他在外交战线上是一个成功的战士,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或复杂环境,他总是能够冷静判断,勇往直前。我很喜欢与他讨论问题,他有一种举一反三,从局部反观全局的习惯和能力。记得他在法国当大使时,我去出差,他很关心我当时负责的亚洲片的情况,仔细地询问正在推进中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包括中方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政策考虑和对前景的估计。在讨论中他依据欧洲经验提示我更好地认识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中国的机会。

对于他所卷入的辩论,看得出来,吴大使生前是欣赏对手和认真参与讨论的。从观察的角度,我认为吴大使对 30 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推行的外交政策吃得比较透,阐释得也相当丰满,他的观点显然是基于这些年实践证明获得成功的经验,是扎实的。但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激烈争论也说明,在如何延续和扩展这些政策上,社会有新的期待。也许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不幸事故,大家有时间做更多的思考和研究,让这场辩论走向深入。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显然是必要和迫切的。

一个国家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都需要解决当时最重要的大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国人的自我认识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都与 80 年代全然不同了。近年中国的外交行为更加积极主动,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可。我最近与来访的外国客人谈话,发现他们集中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设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和自己未来的国际角色?显然,我们需要在多年成功的外交政策基础上,构筑更加广阔的外交视野,更新理念和思维。与传统的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压缩型”特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思维的进步无法简化或者压缩,我们的时代思考如何跟上时代的变革,可能是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希望吴大使留下的思考和这场辩论提出的问题,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共建共荣的外交思想,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今天中国更加丰富的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