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新中国外交伴随共和国一起成长——专访中国原驻伊朗、阿联酋与荷兰大使华黎明(上)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栉风沐雨,我们的建交国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了180个,同时还建立起了110对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外交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在新中国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广泛开展外交活动的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中东问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世界热点。曾先后担任中国驻伊朗、阿联酋与荷兰大使,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东问题专家的华黎明,自1971年在为伊朗王室、首相举行的国宴上担任周恩来总理的波斯语翻译后,就与伊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随后的外交生涯里见证了中东地区深刻的历史变革。第五期《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大使面对面》有幸采访了这位经历传奇又思考深邃的大使,回顾其精彩厚重的外交生涯,见证的新中国外交历程,并且就当前伊朗核问题等热点表达见解。



      华黎明大使是周恩来总理的首任波斯语翻译,当年他为何会开始学习波斯语这一相对冷门又难学的小语种?又是如何当上高翻的呢?


     华大使表示,自己给周总理担任翻译是很偶然的机会。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自新中国成立后和参加亚非会议后又迎来一轮建交高潮,中国与伊朗也在这一年建交。中伊建交后,高层来往非常频繁,自己作为中国第一批学波斯语出身的外交人员,这个机会很荣幸地落到了自己头上。


     1956年,华黎明被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录取,两年后调去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原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除了英语、俄语干部,几乎没有懂别的语言的干部。195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有了大发展。周总理当时估计到,随着中国外交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有精通亚非语言的干部。因此在1958年,周总理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高校挑选一批学英语的学生,集中学习亚非语言。外交部按照指示,在北大、北外、南开、复旦、厦大等约十个高校,挑选了三十几名英语学生,到北大东语系集训,准备学习亚非语言,其中包括后来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唐家璇。年轻的华黎明也是被挑选去参加集训的一员。集训后,外交部干部司来宣布每位学生将要学习的外语。华大使回忆道,当听到自己被安排去学习波斯语时,还是非常意外的,说实话那时连讲波斯语的国家有哪些也不知道。就这样,华黎明和其他几位学生一共七人,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波斯语学生。在那个年代,我国尚无波斯语教师和相关教材,需要外请以波斯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外国教材来教学生。当时国家也挑选了一些在职干部来学习波斯语等小语种,但这些干部往往学了一两年就离开了,因此华黎明等七个人也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完整学完五年制波斯语专业的科班毕业学生。


     1963年,华黎明从北大东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那时中国和伊朗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华黎明随后被派去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在驻阿使馆,华黎明的任务一是给大使当翻译,二是读报、听广播、做调研工作。在阿富汗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华黎明对这个国家有了深入的了解。 


     1971年,华黎明回国后,被分配到山西离石干校劳动。1972年9月的一天,干校的军代表找到华黎明,说北京有一个重要任务,让他立即前往。第二天一早,华黎明坐干校的卡车来到太原县城,接着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北京。到外交部报道后,华黎明被告知,伊朗的王后、首相来访中国,需要自己承担波斯语翻译的工作,而且当晚就在大会堂举行国宴,自己需要担任国宴上周总理讲话的翻译。当时华黎明毫无思想准备,身上还穿着干校的劳动服,好在外交部有一个专门的服装库可以借衣服,就借了一身出席外事礼宾活动的服装穿上。这个夜晚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华黎明的命运。宴会上,华黎明流畅准确的翻译语惊四座,让在座的伊朗人觉得非常惊奇。他们没想到中国还有波斯语翻译,而且水平这么高,讲得这么好。在这次工作圆满完成后,华黎明被告知不用返回干校,需要留在外交部继续当翻译。华大使说:“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从此我跟伊朗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自1972年第一次给周总理担任国宴翻译以来,华黎明作为总理的第一任波斯语高翻,有幸和总理有多次零距离接触。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在与外宾交往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不局限于就事论事或是简单应和,谈话间充满远见和智慧。周总理的为人和品德也是众人的楷模。他个性平易近人,每次在和外宾接见前后,都会和陪同的部长、司长和翻译谈话,并问很多问题。每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华黎明都会在小本上密密麻麻记下对象国的诸多资料,包括国家人口、面积等相关情况和细节,以备查问。外宾走了以后,周总理会很亲切地和翻译聊几句家常。最让华黎明敬佩的是,虽然总理日理万机,但每个人的名字他只要问过一次就记住了,下次能直呼其名,非常令人感动。


      在华大使近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曾在伊朗、阿联酋和荷兰三个国家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外交经历非常丰富。这三个国家分别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华大使表示,伊朗是自己工作时间最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国家。1977年到1983年,华黎明作为普通年轻外交官被外派到伊朗,1991年到1995年又以大使的身份在伊朗常驻,前后加起来整整十年。尤其是在第一次驻伊朗期间,华黎明亲眼见证了震动世界的伊朗革命,亲身经历了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两伊战争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华黎明目睹了伊朗年轻人纷纷上街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示威等景象,见证了伊朗持续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倒塌,并在革命后转变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宗教国家,这一切让他对伊朗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华大使记得,1973年第一次到伊朗时,他搭乘的航班在夜间降落,透过飞机舷窗,他被眼前灯火通明的德黑兰夜景所震惊。那时候中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电力奇缺,居民家里最奢侈的电器就是一只五瓦的灯泡,夜晚城市里一片漆黑。在德黑兰,华黎明第一次看到布满灯光的城市夜景,第一次见到高速公路,发现首都1000万人口竟有200万辆小汽车,70年代初就在德黑兰遭遇了堵车的情况。这一切让他感受到伊朗的现代化。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大涨,伊朗石油收入猛增,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纷纷买房、买车、出国旅游和送子女出国留学。就在伊朗经济看似在走向高峰的时候,却发生了革命,王朝被推翻,新生政权建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华大使认为,当时的伊朗表面上富裕,但是社会固有矛盾却在加深,国家已经危机重重。巴列维国王希望通过石油收入“买来”现代化,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德黑兰的北城和南城就能看到天壤之别的景象;二是王室和政府的腐败问题严重;三是由于全盘西化政策,西方文化潮水一般涌入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文明社会,宗教集团对此根本无法接受;最后一根稻草是伊朗当时实行亲美政策,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沦为美国的附庸,引起国内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一切,造成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其最富裕的时候,受到革命冲击而垮台,诞生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坚定反美的伊斯兰政权。伊朗革命不仅在其国内引起巨变,也震动了中东国家,可以说改写了中东地区的历史。而且由于伊朗从美国的盟友变为敌对国,使得当时美苏冷战、两霸在中东地区展开争夺的国际形势下,美国的势力一下退到了波斯湾南岸,令世界格局和战略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华大使认为,伊朗革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经典的反面教材,展现了一个国家从经济落后走向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危机,对于今天的中国非常具有警示意义。


     1995年至1998年,华黎明被派往阿联酋担任大使。在阿联酋,华大使最有感触的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要做不同人的工作。华大使从驻伊朗大使调任驻阿联酋大使的经历非同寻常,因为当时伊朗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不好,阿联酋人不了解华大使对自己国家的态度,对他充满疑虑和戒备,让他坐了大半年“冷板凳”。在这样的困境下,华大使毫不放弃,以人文交流为切入口,努力做阿联酋酋长、总统及其家族的工作,终于收获了阿联酋人的信任,把“冷板凳”坐热。华大使在阿联酋的这几年,中阿关系实现飞跃,受到了阿联酋方面的高度肯定。三年后当华大使离任时,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向他授予一枚“一级独立勋章”,使他成为了1984年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大使。


      结束在阿联酋的任期后,华大使于1998年2001年担任了中国驻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华大使表示,担任驻荷兰大使对自己来说是最有挑战性的一段经历,因为自己离开熟悉的中东国家,第一次来到欧洲国家常驻,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环境。华大使在荷兰期间增进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尤其是荷兰的“两面性”。一方面,在经济上,中国与荷兰的经贸往来密切,体量庞大,在欧洲仅次于英、法、德三个大国。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荷兰追随美国政策,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与中国有分歧和矛盾,对中国采取比较不友好的态度。因此,华大使不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化,有针对性地做工作,维护国家利益,也要保持双边的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的势头。在荷兰期间,华大使还兼任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该组织总部设在海牙,外交部军控司人员在这里负责有关中国的具体工作,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常驻代表出面解决。华大使当时处理得最多的是日本在中国遗弃的化学武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督促日本尽快消除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回顾近40年的外交生涯,在华大使眼中,过去外交官的生活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华大使表示,当年中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外交部经费不宽裕。那时在国外常驻,除了国内工资照发以外,一个月只有42块的外汇。在国外工作六年,这42块钱每月一分不花、都存起来可以买一块手表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就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上街,伊朗的冰淇淋品质非常好,口感顺滑,不过他一口也不敢吃。


    华大使还记得另一件关于“吃喝”的小事。他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65年到阿富汗去工作,那时候中国没有几条国际航线,巴基斯坦航空刚刚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到卡拉奇的航线,就乘坐巴航的这趟班机,转机前往阿富汗。现在的孟加拉国在1965年还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叫作东巴基斯坦,而现在的巴基斯坦在当时叫西巴基斯坦。飞机从上海起飞以后,第一站到达东巴的首都达卡。到达后,机上所有旅客下机,进入休息室。坐下后,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给他端上了一杯可乐。华黎明面露难色,担心价格昂贵,不知道该不该喝。服务员见状,告诉他“It’s Free”(免费的),他才放心地喝了起来。


     当年外交人员在国外,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家属不能随行,就像一个兵营。正如周总理所说,外交官是真正的“文装解放军”。那时候使馆馆员虽然是外交官身份,但是每天除了在办公室里读报纸、做翻译以外,还要参与使馆的各种杂活,譬如推草坪、修葺房屋、搬运东西等等。最有趣的是使馆宴请时,如果没有在前台的翻译等任务,就会被分到后厨帮忙一起洗刷碗碟。但也是在这样工作不分家的环境里,华黎明逐渐增长了生活技能,从一个不会干家务的大男孩成长为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外交多面手。



     聆听华大使讲述自己带有传奇色彩的外交人生,让人感受到中国外交随着祖国日益强大而一同成长的壮阔历史。在共和国70年的外交历史里,既需要老一辈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擘划蓝图,也需要每一位外交官的兢兢业业、努力进取,也离不开祖国始终适应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唯其如此,中国外交才实现了从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时期向玉汝于成的新时期大国外交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