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正式进入国际组织参观的第一天，期待许久，终于亲身走进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发祥地，受益匪浅。在这里我系统性地了解了代表团的重要工作节点，即达沃斯论坛、世卫大会、人权理事会、劳工大会和贸发会议等。之前在外交学院常有听大使讲座的宝贵机会，但这次接触到了年龄段相似的青年外交官，倾听了他们的一线工作经历、为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作出的诸多努力，又有了全新的体验。

      首先，在这里工作的学长学姐们不断强调，多边组织非常需要单打独斗的能力，即便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外交职员，只要他在多边会议的席位上就坐，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既有荣誉又有责任。因此这需要很强的独立判断力和随机应变力。

      第二，学长学姐们给予了我们非常实用的建议——提升快速自学的能力。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多边组织工作的中国外交官们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一些发达国家的外交人数是我们的三倍，且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框架体系下，大部分规则都是有美西方主导的，所以他们还在规则上占优势，我们的青年外交官常常要身兼数职。因此这需要他们快速熟悉一个领域的知识，在会场上积极参与辩论，坚定维护和争取中国的权益。学姐说，她的前辈曾利用休息时间，研究了自己对接的国际组织历史上所有的文件，对待外交工作就是“无他，唯手熟尔”。这些都让我深受震撼，也意识到自己不足。

      第三，我也深刻理解了为何人权是当前中国多边外交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的发展能力无人能及，但在人权方面，西方人始终认为我们是“小学生”，并且希望我们永远止步于“小学生”的状态。西方占据了传播的高地，一直创造新的人权概念和话语体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跳出他们议程设置的圈套，讲好我们的人权话语和人权故事。在人权理事会工作的学长指出，每一场人权会其实都是政治博弈，其中有着深刻的话语权不平等，发展中国家批评发达国家的机会寥寥无几，而很多议题都是西方国家专门设定，用来羞辱和整治那些不符合他们价值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

      学长也为我们之后与人权理事会官员的交流提供了一些问题建议：人权理事会里来自中国的青年项目官员人数极少，官员数量的不平衡一定会影响该组织决议的客观性；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但这项人权在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中被极大地边缘化了。

      第四，由于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国际传播，我也与国际处的学姐进行了交流。她强调了避免外宣“内宣化”，即我们的外宣不能只有自己人看。我向她表达了担忧，当前主要的国际舆论平台都是由美西方主导的，我们在这些平台上的发言常常受尽偏见，且在外国民众间的传播率也不够高。她坚定地告诉我，有这样的担心很正常，这是当前的困难，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最温和的语气进行最犀利的交涉，讲好西方人想象不到或不愿意想象的中国故事，汇聚集体的智慧找到话语陷阱的突破点，敏锐地抓到美西方的痛点，即使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声音很微弱，也要一直坚持下去，就如黑夜里的微光，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所有这些都让我备受鼓舞。

      在联合国难民署访客中心，我对全球难民问题有了更直观系统的了解。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与我们对话的外籍工作人员，显然对东亚对中国知之甚少。这恰恰印证了临行前冯炜理事长的话，中国与西方有着非常大的“understanding deficit”。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应勇于挑起重任，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尽绵薄之力，让世界看到真实可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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