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3年7月14日上午，“走进联合国”青年访学团拜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天的交流中，我们聆听了WHO Youth Council的Dorine Van der Wal和聂建刚司长为我们所作的关于WHO职权、所进行的工作，以及WHO的改革工作等方面的介绍，之后我们还学习了关于小儿麻痹症防治的知识。在旅程的最后，我们参观了WHO的全球应急指挥中心，并了解了WHO在全球公卫事件响应中扮演的角色。

      在第一场讲座中，Dorine女士以WHO的基本介绍和青年事务部工作为引子，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世卫组织的职权范围以及基本工作方法。简而言之，WHO并不只是在疫情防控这样的危急关头才会选择介入，事实上，WHO不仅在管，并且管得很广、管得很多，颇有一种“润物细无声”之感。

      除了看不见的诸如协调、咨询等软性工作外，近年来WHO也尝试在“国际硬法”的框架下推动全球卫生合作。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5年通过的《烟草框架公约》。在近20年的实行过程中，这项公约通过规范烟草税、设置年龄门槛、健康标识的引入、推广的限制等方式，显著提高了吸烟门槛、推广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思想理念，为转变落后健康习惯、推动全人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WHO本职工作外，Dorine为我们介绍了WHO是如何与WIPO、WTO等经济发展组织合作的。比如在应急响应上，由WHO来确定何时进入公卫紧急状态并做响应预案，而WIPO的工作则是推进疫苗等物资的紧急授权，WTO的工作则是从国际贸易层面推进抗疫物资的诉讼。

      在Dorain为我们揭开WHO的神秘面纱之后，聂建刚司长用了5个“P”和3个“B”来进一步给出了WHO的工作框架。5个“P”是谭德塞总干事于今年提出的关于WHO机构任务的总结，其包括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数据收集与分析、卫生知识分享、应急响应以及技术创新，这一框架也是近年来WHO锐意进取、积极发挥自身领导力的一大表现。而3个B指的则是于2019年提出的“三个十亿“目标，旨在扩大基本健康保障的覆盖面以及应急情况的响应度。这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为后疫情时代WHO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提问环节，我们也和聂干事交流了关于已经完成一读的《流感大公约》以及WHO改革方面的问题。《流感大公约》的谈判涉及范围广、专业技术难度高，是医学、法学和外交学三门学科的交汇。通过对于WHO专家组、各代表团构成以及对于热点问题的立场分析，我们对于这份重要公约的讨论进展有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认识。在世卫组织改革方面，我们学习了如何通过提高成员国强制缴纳会费占比以及减少自愿捐款，来保证世卫组织资源的灵活和可预测性以及其议题的客观性。但显然这会对于某些成员国，对于世卫组织的控制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在这方面的争议从未停歇。

      聂司长从自身在WHO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在抗击公卫紧急事件中各国的利益集团分布以及一些已经达成的共识，因为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从疫情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必定导致漏洞百出的疫情防控，从而危及人类健康，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但要提升这种能力，就需要公约的框架，需要协调、监管，甚至强制执行。所以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下，各国必须在有的时候付出被监管，甚至被指责的代价。

      在旅程的最后，我们还参观了鲜有外部人员踏足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响应中心。这个新的项目是Covid-19疫情的直接产物，也是从今往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最高司令部”。响应中心的负责人向我们展示了其先进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系统。我们可以在中控室非常清晰地看到各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危机、危机的等级是什么、有没有外溢性、紧迫性如何等非常多的重要参数。这些参数无疑在提升WHO运行效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助力。

      同时我们也参观了地下的指挥中心。这个中心与数据库联通，并且将具体数据发送给行动、计划、宣传、物流、财务、人事等部门。在指挥中心里，最重要的就是总战情室。在这里，各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要定期向总指挥汇报执行情况，并跨部门进行协商。这种快速的信息传达以及网状的部门关系，较传统树状的等级结构以及单线的信息递交而言，无疑是一项非常大的进步。所以在下次公卫事件来临之时，我们一定能更好地处理疫情并控制其外溢性。

      WHO之行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解其职权、观察其运行和了解其挑战的机会。在这次交流中，我们对于诸如WHO是干什么的、工作方法如何、改革的方向和挑战如何，以及应急响应方案如何执行都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也相信，以后的WHO会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公卫治理上的领导力，为人类健康事业继续添砖加瓦。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