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参观了近几年频繁出现在新闻里的世界卫生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博物馆，对“全球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保护”这样遥远的词汇有了更具象的理解。世卫组织接待我们的中国官员说，我们是疫情以来第一个来世卫组织访学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他很高兴能够与我们交流，他的分享也确实非常详实，使我们受益匪浅。

      首先，我在来这里之前没有想过卫生健康领域会有那么多敏感的话题，由于文化教育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成员国们常常在性教育、心理健康、堕胎、疫苗普及方面产生难以调和的分歧，想要凝聚共识是很困难的。

      其次，最近比较热门的议题是对于药品疫苗专利的讨论，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研发能力，但缺少病例、样本和早期感染数据，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分享，才能快速研发出新的药品或疫苗。但若此时因为专利，发达国家再以高价把产品卖给发展中国家就带来极大的不公平。因此应该推出“补偿性安排”，发展中国家用病例、样本和早期感染数据等支撑研发的基础来换取相对低价，或通过技术转移开展自我生产。

      第三，世卫组织的一线工作开展困难重重，需要与当地社区和人民建立互信，而在爆发宗教冲突或正在军事停火的地区，建立信任关系是困难的，而那里的卫生援助需求常常又是紧迫的。

      第四是关于世卫组织使用“长牙”的工具来确保全球利益，即立法，通过硬性的法律规定来限制、约束成员国的行为。法律条约的限制性使其制定过程尤为复杂困难，但世卫组织做到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造是公共卫生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前正在推进的是对《国际卫生条例》的升级，赋予其法律效力。法案的制定是由成员国驱动的，世卫组织仅提供秘书支持，而每国会因为利益诉求和国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排除不同组成的代表团。例如，发达国家的代表团常常由法律部门牵头，因为它们的诉求是规避一些对本国有负面影响外溢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队伍常常是卫生部门牵头，就是为了当地的卫生健康。

      第五是关于会费和自愿捐款。当前16%的经费是评定会费，剩余84%是来自自愿捐款。自愿捐款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议程制定和问题的优先级，且捐款前十的实体提供了经费的70%，这意味着90%的国家在卫生领域几乎没有话语权。为了提升决策权，未来世卫组织的第14个五年计划是希望把评定会费的占比提升至50%。成员国通过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力，让全球的卫生防控更加平衡，而鉴于我们越来越休戚与共，这份看似让渡的权力必然会反哺本国社会。

      第六是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要从卫生应急转向基层卫生能力的加强。世卫组织的官员说道“应急一时，体系一世”。新冠和猴痘疫情已经逐渐远去，世卫组织需要回归常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更先进的卫生体系上。

      在座谈之后，我们还参观了保密性很高的紧急行动中心。中心能够促进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的国际合作，其中包括一个灵活的操作平台SHOC，用于信息共享和响应协调国际社会可能关注的公共卫生风险。通过利用最先进的技术，SHOC支持会员国的实地活动。我观察到其中一项指标，是关于卫生基础设施的破坏，我参观时的实时数据是heavy attack位居第一，点进去发现都是处于乌克兰的卫生基础设施。除了应对行动，SHOC还参与识别和跟踪资源并评估公共卫生威胁。此外，它还参加全球备灾活动，为建立、管理和评价紧急行动结构提供技术咨询。

      下午我们前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博物馆参观，这次参观与座谈会不同，主要是沉浸式体验。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个互动装置，需要参观者把手贴在电子屏上，电子屏中的“证人”就会开始他的三分钟证词，这些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另一个给予我极大震撼的是，历史上被囚禁在监狱里的人做出的精美小手工艺品，有二战时关在德国监狱里的战俘自制了扑克牌、关在莫桑比克的战俘用奶粉纸盒做了一把蓝色的吉他等等。在这个展厅里，我跨越时空，沐浴在人性的光辉之下。人类是脆弱的，但又是无比坚毅的。

      最后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博物馆的进出口，有一面墙收集来自全球各地参观者的寄语，我写下了：愿世界和平，人民安康，我们栖居的地球，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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