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过疫情时代的人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为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联合国分支机构。向世卫组织这样的公共卫生机构，可能在平常生活中并不会引起大量的关注，但一旦全球公共危机爆发，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卫生议题下的专门机构，其领导力是世界共克时艰所急需的。正如我们在疫情中所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在疾病信息搜集、防控指南起草、疫苗分配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例如著名的COVAX计划，为全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能够获得疫苗的平台，这对于公共卫生资源较为缺乏、公共卫生管理较为松散但人口众多、人群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但显然，WHO并不只是在疫情防控这样的危急关头才会选择介入，事实上，WHO不仅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卫生相关问题，涉及到的方面可谓是极其广泛而深入。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于2005年通过的《烟草框架公约》，在近20 年的实行过程中，这项公约显著提高了吸烟门槛、推广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思想理念，为转变落后思维、培养全人类的健康习惯做出了重大贡献。

     WHO的聂建钢干事用了5个“P”和3个“B”来讲清楚这件事。5个“P”是谭德塞总干事于今年提出的关于WHO机构任务的总结，其包括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数据收集与分析、卫生知识分享、应急响应以及技术创新。而3个B指的则是于2019年提出的“三个十亿“目标，旨在扩大基本健康保障的覆盖面以及应急情况的响应度。这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为后疫情时代WHO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我们也和聂干事交流了关于已经完成一读的《流感大公约》以及WHO改革方面的问题。《流感大公约》的谈判涉及范围广、专业技术难度高，是医学、法学和外交学三门学科的交汇。通过对于WHO专家组、各代表团构成，以及对于热点问题的立场分析，我们对于这份重要公约的讨论进展有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认识。

      在世卫组织改革方面，我们学习了如何通过提高成员国强制缴纳会费占比，以及减少自愿捐款来保证世卫组织资源的灵活和可预测性，及其议题的客观性。但显然这会对于某些成员国对于世卫组织的控制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在这方面的争议从未停歇。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从疫情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必定导致漏洞百出的疫情防控，从而危及人类健康。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下，各国必须在有的时候付出被监管甚至被指责的代价。

      在旅程的最后我们还参观了鲜有外部人员踏足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响应中心。这个新的项目是Covid-19疫情的直接产物，也是从今往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最高司令部”。

      响应中心的负责人向我们展示了其先进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系统。我们可以再中控室非常清晰地看到各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危机、危机的等级是什么、有没有外溢性、紧迫性如何等非常多重要参数。这些实时的数据很快就会被送到地下的指挥中心，由行动、计划、宣传、物流、财务、人事等部门进行协商调配。这种快速的信息传达以及网状的部门关系，较传统树状的等级结构以及单线的信息递交而言，无疑是一件非常大的进步。

      通过今天的走访，我们看到了WHO的两面：改善人类日常健康的慈祥一面，以及面对公卫危机时果敢的一面。而通过持续推进这两面的日常工作，WHO才能更好地为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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