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日内瓦访学之行也来到了最后一天。今天，我们走访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对该组织的理念、运作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所做出的贡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拜会了几位来自世卫组织的外籍干事以及中国籍干事聂建刚先生。在介绍了世卫组织的基本情况后，他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目前世卫组织的工作状况。目前，世卫组织面临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性教育、精神健康和新冠病毒等。世卫组织已经在制定国际共识、法规和条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如《国际烟草条约》和《国际卫生条例》等。这些成果的取得并不容易，都经历了复杂的磋商和跨学科、跨领域的调研，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后才能达成共识。具体而言，世卫组织需要处理疫苗事务、食物危机、自然灾害、化学和物理事故、战争等危及基本人权的灾难。事实上，在一些战乱地区如阿富汗，尽管该国的塔利班政权与世卫组织互不承认，但世卫组织仍在该地设有办事处以保障基本人权。

      世卫组织在工作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妥协以推进工作进展。例如，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由于当地宗教原因，部分科学防控措施未能得到执行，反而导致了疫情传播加速和形势恶化。在其他战乱和欠发达地区，世卫组织甚至需要与各方力量妥协合作以推动人权保障工作。世卫组织需要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外交和基础医学研究等领域。

      在人员派遣方面，世卫组织雇佣长期员工、一年或两年一签合同的雇员、临时雇员、活动外包人员和短期实习生等。此外，世卫组织还推出了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发展计划（YPP）。在招聘方面，世卫组织既接受个人申请，也允许政府借调轮岗。在决定录用时，人力资源部门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能力，并做出最终决定。

      在应急响应领域，涉及到如何公平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目前，大部分新药物的研发主要由发达国家完成，然而，主要的公共卫生危机却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难以负担昂贵的新特效药物和疫苗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卫组织应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授权与转让，以及促进疫苗和药物的本地化生产，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同时，世卫组织还应与涉事各方进行协调，以保障研发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为加强初级卫生保健，需要弥补医疗服务基础薄弱的问题。对于成员国来说，法律工具会限制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工作，而他们最需要技术支持和政策指导。发达国家可以及时发现和研发资源，并根据数据样本进行发现，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通过补偿性安排，获取这些产品。

      在筹资方面，世卫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成员国按比例交纳的会费（占总筹资的16%，目前经各国协商达成共识计划至2030年提升至50%，需要多年努力，中国是第二大会费国），以及84%的自愿捐款（对决策产生影响）。然而，中国目前的自愿捐款并不高，总排名第七，而去年美国、上年德国捐款最多，盖茨基金会排名第三（包括国家）。

      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均衡的全球治理、共同决策和共同利益上，追求权力制衡，弥补话语权差异。中国作为缴费较多的会员国，提高了世卫组织的可预测性和灵活性，不会受到自愿捐款的影响。2014年前，世卫组织没有应急基金，但在埃博拉疫情之后，由中国籍总干事陈冯富珍提出了这一概念。

      就针对经费比例与话语权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关于降低自愿捐款比例是否会对我们的话语权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聂司长回答时表示，他当时坐在我现在坐的中国代表的席位上时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担心这会导致我们通过定向自愿经费影响世卫组织议程的能力受到限制。然而，成为坐在主席位的主席团成员后，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降低自愿捐款比例也限制了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话语权，并提高了与我国相对亲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权。尽管我们的直接干涉能力会受到限制，但实际上我们的对手也受到了削弱，整体态势也会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偏转。

      最后，我们走访了WHO应急响应中心，并拜会了负责人李建女士。我们增进了对这一由我们中国籍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提出并由我国主导的机构的了解，也期待能加入前辈们的队伍，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各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提高我们在多边外交领域的地位，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无论我们将来是否从事外交工作，我们都应时刻铭记：要捍卫和争取我们国家的利益。在坚守立场的同时，我们需要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并在必要时舍弃小部分直接利益，以创造对我们更有利的整体态势，达到最大化维护与扩展国家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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