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馨蕊:“走进联合国”国际青年访问计划特别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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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馨蕊


外交学院  在读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会务总监


2019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吴建民大使奖



联合国框架下的和平内涵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世界各地逐渐产生了联系。各个地区、各个大洲,从一个个孤立的个体逐渐相互联结,产生了越来越紧密而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国同时解决的议题日益增加。步入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欧洲协调的失败,印证了均势并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国际联盟由此应运而生。尽管国联的诞生给许多国际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其会员国少、投票制度不合理、机构职权不明确等问题使它的倾覆成为了必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确实证明了这一观点。二战后,各个国家出于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建立了以集体安全机制为核心的联合国,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联合国也的确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的诞生源自于利益与正义的结合,它是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渴望和平正义的历史产物。在这七十多年间,这套以安全理事会为主导,大会为指导,秘书处及下属各个委员会为辅助的严密的组织体系虽然饱受利益与正义冲突的煎熬,但是却也履行了它应有的责任,它对于安全的贡献是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而在联合国框架下,和平这个看似简单的词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拥有着不同的内涵。

在冷战时期,和平与安全是基于两极格局的霸权而言的。贯穿整个冷战史的军事对峙,便是互相摧毁战略背景下的军事威慑。这样的情况并不难理解,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在国与国的冲突之间往往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而争端往往是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讨价还价,而核武器带来的互相摧毁战略为这种讨价还价提供了平台,使得世界的两极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带来了一个特殊状态下的和平。当然,在冷战前期,美苏还是就核武器的使用进行过多次的博弈,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美苏的核威慑使得这个世界多次处于全面核战争的边缘。而在这种背景之下,代理人战争便成为了最好的争端解决方式。我们不难发现,在冷战过程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不少仅仅是宣告性的——各理事国对于某一事件的确认或者立场的表明的——而非导致实质性行动的决议。这样的行为就结果而言看起来是消极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因为各理事国的妥协而替代了更大规模的战争,避免世界再次陷入战端之中,从这一点,它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冷战后,和平的定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冷战时流行的代理人战争已经随着两极中的其中一极的倒下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成为主流的便是地区范围的内战。这种内战虽然也有着代理人的身影,但是却比过去流行的代理人战争更加复杂: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分野成为了内战的主旋律,在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催化之下,地区范围的内战变得愈发复杂且不可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内战需要更为多维度的复合型和平行动,需要更为广泛的参与者来一起应对。而从这一意义来说,防止战争早已不是当今时代对“和平”的追求的唯一内涵。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更多的是应该去讨论在相对和平的大环境中,如何处理小的摩擦与冲突,如何处理新时代的新议题。这种跨越时代的概念发展悄然揭开了世界潮流发展的趋势:和平与发展。

2014年7月,吴建民大使曾经与时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有过一场备受关注的电视辩论。在这场名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辩论中,吴建民大使认为“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当然要强大的国防,但是绝对不能举起战争的旗帜”,还指出“谁挑起战争谁倒大霉”。和平与发展,或者就是对吴建民大使生前一贯主张的最好总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的孙中山先生的话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联合国框架内对于和平与安全的定义随着时代在不停地演变,也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些发展中的概念一样,在冷战之后,联合国框架对于和平与安全的定义已经逐渐从国与国的维度深化至人与人的程度。在1995年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将联合国视作有责任保护全球安全环境以及安全环境内个体安全的权威:“全球安全政策应当防止冲突和战争,并通过消除威胁人类和地球安全的经济、社会、环境、政治以及军事以致力于保持地球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吴建民大使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他敏锐的触觉让他意识到了,汹涌的时代潮流挟着和平二字而来,面对这股洪流,只有坚持韬光养晦,只有坚持和平外交的方针,才能顺应这股时代的潮流。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历练以及外交战线上的实践之后,和平外交这一策略为什么会成为吴建民大使旗帜鲜明的主张。

纵观吴建民大使的生平,他的一生可谓见证了共和国外交方针的变迁,他不仅将青春融入到祖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中,而且他毕生的主张都是以共和国的利益为最核心的出发点。在他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毕业后正式进入外交界,并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亲身见证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一系列的外交战略的变迁。尔后再80年代末的外交风波中,在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的推举下,吴建民大使奉命于危难之间,在零经验的情况下执掌新闻司。面对西方媒体的刁难,他应对自如,他用“最惠国待遇不是恩赐”抨击美国的要挟,获得高层的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还强调,中国要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这个角度而言,吴建民大使的主张依旧熠熠生辉,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在吴建民大使眼里,在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最应该的是抓紧这段外部环境较为安逸的时间,搞生产促发展,走一条更为顺畅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才是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做法。

在吴建民大使生前,他自言最喜欢的讲课对象就是学生,他常常去学校讲课,甚至去中学给学生们讲外交的事情。他说,“年轻人是未来,不能不重视”。他希望他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年轻人,告诉他们要警惕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让这些主义“把国家带到沟里去”,破坏祖国发展的机会。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日,我们作为国家的青年,参与全球性的交流也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惦记着吴建民大使的教诲,审视自己的内心,警惕着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仅要成为为全人类进步而努力的理想主义者,更成为一个理性的爱国青年,在这种全球性交流中展现属于我们的风采。

我从高中开始便开始接触模拟联合国这一活动。如今回想起自己在模联中走过的这五年,驱使我不断向前的最大推动力便是我的好奇心。当我去接触一项国际热点话题,除了会引发我对某一国际事务本身的深入思考,也让我在发散性思考的过程中,发现更多与之相关的问题。在我看来,多边外交与国际性议题正式如此,没有哪一项内容是孤立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能被排除在问题之外的。模拟联合国这一活动,便是促进我不断学习,培养我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的地方。而在与其他代表的交流中,观点的碰撞才是学习的最佳过程。无论是带有国家立场的磋商,还是私下仅就个人观点的讨论,模拟联合国这一平台带给我的,除了知识外,更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之中,联合国这一机构本身,永远是我最好奇的地方。

“走进联合国”这一项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在多年的模拟后,揭开这一组织神秘面纱的绝佳机会。我很希望可以和联合国在职官员进行讨论,向他们学习,了解联合国组织的具体运作。在了解后,我也希望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发展模拟联合国这一活动。同时,我一直以来有志于成为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一员,成为国际公务员,以我的努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样一个活动,可以更好地使我了解这一工作究竟是如何开展,我也相信,这一活动一定会坚定我对成为国际公务员的信念,让我愿意为人类理想与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